保罗·高更是近现代美术早期的一个案例:艺术家把自己的人生组织成一套叙事,并将其设计为一个品牌。他把前往塔希提的理由解释为“回归人类的童年期”,但那种原始性既是朝着西方艺术市场欲望精心调校的视线,也是为使自己差异化而作出的战略选择。在印象主义已趋饱和的巴黎艺术市场上,既缺乏正规教育也缺乏学院派资历的他,以“离开文明的野人画家”这一叙事取代了绘画功力。
高更一层层堆砌出为寻找纯粹性而奔赴殖民地的野人、抵抗近代的先知形象。绘画、书信、回忆录,甚至私人关系,都成了强化这一叙事的材料。塔希提的风景、原住民女性的身体、神话性象征,就这样被重组为瞄准欧洲资产阶级欲望的视觉语言。1897年至1898年间创作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将这一策略充分浓缩。画面中时间自右向左流动,从出生走向死亡。从俯视婴儿的女性到成熟的肉体,再到低头的老人形象,反复出现的原住民女性裸体,是未经文明之手触碰的原始性的不在场证明。背景中出现代表塔希提民俗信仰的偶像。可以说这是集塔希提幻想体验之大成的决定版,也是一件纪念碑式的商品。
在这一叙事之上,又叠加了高更自身的疾病与贫困、女儿之死等个人悲剧。由于作品被叙述为在痛苦中孕育而成,他被提升为凝视生死秘密的思想家。塔希提骤然成为启示之地,贫困被翻译为殉道。不得不背弃文明而远行的先知高更的形象,就这样得以完成。
高更的经济学并未立即带来成功,但在其身后美术史与市场的共谋之下发挥出爆炸性效果。如今他的塔希提绘画以数亿美元成交,他的名字在塔希提旅游产业中被频繁消费。艺术的价值不仅源自作品本身,更诞生于消费并占有它的欲望经济的交汇点上。高更是比谁都更早察觉这一事实并激烈地将其实现的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