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条件剧烈波动之际,韩国经济站在飞跃与危机的分岔路口。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第2期政府以韩美贸易协商共识中韩方对美投资履行迟缓为由,施压称要把对等关税率重新上调至25%,这成为一大难题。担任外交部经济安保外交咨询委员长的西江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许允9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政府必须摆脱把特朗普政府的投资要求视为风险或成本的守势思维”,“应把它当作在人工智能(AI)、半导体、核电、量子技术、生物等尖端产业领域搭上源自美国的增长超级周期并创造收益的‘机会’。”许教授还说:“政策当局应与我国企业密切沟通,发掘能够在美国供应链中抢占核心伙伴地位的投资项目,并主动向特朗普方面提出,以积累信任”,“有必要根据美国的投资需求推进‘产业互补型’‘重建贡献型’‘技术扩散型’‘供应链合作型’等量身定制的产业合作。”产业互补型合作投资是把美国拥有的核心知识产权(IP)与我国制造能力融合并实现商业化的形式。重建贡献型是以投资伙伴身份参与重建美国落后的产业基础设施的战略;技术扩散型是把美国的创新技术与我国的商用平台融合,并转移到国内产业界的方式。供应链合作型则是参与美国的矿产、疫苗共同储备及能源项目(小型模块化反应堆、LNG)的方案。
——今年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如何。
△支撑国际秩序80余年的自由主义规范正日渐远去,非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固化。从经济层面看,预计美国今年将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实现2%以上增长率、显示优势的国家。美国的增长源自金融宽松政策基调和AI产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等。预计我国产业界也将以进入美国AI产业生态圈的企业为中心呈现选择性增长态势。
——特朗普总统以韩国对美投资立法迟缓为由,施压称要把关税恢复到25%,原因是什么。
△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对等关税是否违法的判决出炉之前,意图对美国韩国大法院施压。也就是想尽快把作为对等关税谈判成果的外国直接投资变成既成事实。另一个是意图做出可用于11月中期选举的可见经济成果。这似乎是出于若照此下去众议院多数党可能被民主党夺走的危机感而采取的战略。我国政府当局不应只等国会处理法案,而应像日本那样先发制人地向美方作出展示投资执行意愿的姿态。
——特朗普总统还提到要征收100%的半导体关税。
△特朗普政府实际按100%税率对半导体征税的可能性不高。因为进口半导体的美国企业反对,而且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不过,特朗普政府预计会把重点放在以关税压力引导海外半导体企业对美投资上。
——美国韩国大法院关于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判决预计将在本月内出炉。
△美国韩国大法院此前通过判例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总统的外交裁量权。因此我认为,对特朗普政府急剧征收关税的做法,做出“部分违法”判决的可能性大于“全面违法”。也就是说,可能在不退还关税的程度上作出有限的违法判决。即使出现的不是部分违法而是全面违法判决,我国出口企业也可能难以自动、立即获得关税退还。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可能把关税退还的申请条件和程序设置得很严苛,提高门槛。
——无论如何,若出现“关税违法”判决,对我们不是好事吗。
△不能断定对我们有利。特朗普政府可能以“许可证(进口许可)”等非关税壁垒向对美贸易顺差国施压。这有可能使对美出口比现在被征收一定税率关税更加困难。特朗普总统也可能启动“B计划”,即动用贸易法或关税法的相关条款,征收高于对等关税的关税。
——在美国的关税压力下,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已被虚化。
△既有的多边主义贸易秩序已经退潮。有必要以小多边主义贸易谈判体制加以补充。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是代表性的小多边组合。最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韩国经济研究院的会议上,一位讨论嘉宾表示“既不是CPTPP也不是欧盟(EU)成员的韩国,很适合充当双方之间的连接桥梁”,强调韩国角色论,获得极大反响。若由我们主导,可以打开连接EU 27个成员国与CPTPP 12个成员国的巨大市场。像韩中及韩中日FTA那样,让地理上相近的国家之间深化贸易自由化也是可取的。
——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可能以关税、安保压力为杠杆,向主要国家推进引导美元走弱的“马阿拉歌协议”。请展望国际货币与金融秩序的走向。
△美元霸权正出现“结构性裂缝”。美国的国家负债、财政赤字问题,加上美联储(Fed)独立性议题浮出水面,削弱了美元的信任度。成为美国制裁对象的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构建脱离以美元为中心结算网的自有货币结算网。其他国家也在探索发行本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民间方面,资产代币化技术已有发展。绕开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链的路径已经打开。尽管如此,美元霸权仍很可能牢固维持。因为目前尚无规模和成熟度足以替代美国的资本市场。
——如何展望美中贸易对决格局。韩国的战略是什么。
△特朗普政府短期内将与中国维持“稳定缝合”的关系。对美国而言,在准备好抵消中国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的应对牌之前,只能避免正面冲突。这是“暂时休战”。一旦美国备好应对牌,就会重新加强对华制衡。韩国最近在美国主导的55国核心矿产供应链国际联盟“FORGE(战略资源合作论坛)”中成为首任主席国。与此同时,有必要向中国敞开供应链合作渠道。因为核心矿产供应链的去中国化需要相当的时间和成本。
——外汇市场上韩元价值剧烈波动。
△尽管韩国有大规模经常项目顺差、韩美利差缩小,韩元弱势、美元强势的走势仍在延续。政治不确定性也有影响。更根本的原因是韩美实体经济基础体力的差异。在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引领AI革命,带动经济增长。当地资本市场和人才市场对此形成支撑,实体经济的活力提高。相反,我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结构。低出生率、老龄化以及企业监管降低了我国经济的活力。例如,随着载入董事对股东忠实义务等内容的Commercial Act修订,承担潜在诉讼风险的企业经营层难以做出积极的投资判断。在引入商法上审计委员分离选任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的“现实接受度”也未得到充分反映。经营变得如此困难,以致对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远远低于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ODI)规模。只有通过解除监管打造“适宜经商的国家”、激发“企业家精神”,我国经济的活力才能复苏。
——李在明政府今年经济政策的优先顺序应放在哪里。
△应积极推行“攻势型产业政策”。最重要的是,应积极向在国内创造生产基地和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补贴等支持。通过这种方式,积极把主要企业的母工厂(作为全球生产体系中枢的工厂)和研发中心引入国内很重要。经济安保政策也须大幅强化。第一是供应链稳定化,第二是数据及核心基础设施保护,第三是防止核心技术外流。这三项是全球主要国家正在推行的经济安保政策的核心。尽管如此,我们在通过立法落实这些方面耗费了太长时间。支持规模也不充分。例如,为实现供应链稳定化的核心法案《关于加强和支持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特别法(半导体特别法)》在国会通过耗时过久。供应链稳定化基金虽已增至10万亿韩元规模,但其中大部分不是“直接补助(投资)”,而是韩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He is...
1963年生于釜山,毕业于釜山南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犹他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经济顾问。作为韩国代表性的国际通商专家,他任西江大学教授,并历任韩国国际通商学会会长、总统直属国民经济咨询委员、韩国企划财政部供应链稳定化委员会委员、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政策咨询委员长等职。目前担任外交部经济安保外交咨询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