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任检察官时期,前辈们讲了许多对工作生活有帮助的话。其中也有所谓“六折腾”的说法:“家里把东西卖光折腾,受刑人靠吃折腾,狱警靠数人数折腾,刑警靠打折腾,检察官靠传唤折腾,法官靠拖延折腾。”
意思是家里为筹措审判费用而变卖家当,受刑人为熬过服刑生活而不停买牢饭吃。狱警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逃跑,一有空就清点受刑人人数;刑警为取得曾被视作“证据之王”的自白而动辄施暴。再加上检察官以补充调查为名多次传唤嫌疑人,法官则想方设法拖延审判日期以推迟宣判。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小说家郑乙炳先生1974年在《创作与批评》冬季号上发表的文章。
前辈讲这些话是有理由和名分的。理由是要去听记录之外隐藏的真相、来龙去脉和被遗漏的故事;名分则是警方讯问笔录与检察官笔录的证据能力不同,需要加以补强。笔者也遵照前辈的劝告进行传唤调查,得以听到隐藏的真相与情由,也看到了案件背后的人。
检察官笔录的证据能力随着202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而消失。这意味着,如果被告人不同意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它就成了一张废纸。于是,再次调查已由警方讯问过的嫌疑人或证人的名分不复存在。但记录之外的真相与情由,是否也随之消失了呢?
然而从那时起,对记录之外的关注变得疏忽。其中另一项制度修改起了很大作用,即通过侦查权调整,把要求补充侦查确立为原则:原则上不由检察机关直接补充侦查,而是要求警方补充侦查。弊端自然层出不穷,不久之后,补充侦查要求原则便悄然消失。
近来围绕检察厅转为公诉厅,这一问题再度浮现。第一是警方认定不构成嫌疑的案件,是否也要移送检察机关再审查一次。第二是对警方认定构成嫌疑的案件,是否让检察机关直接进行补充侦查。其根底是对强压、操弄或偏向性的怀疑心理。偏向性问题若禁止检察机关从一开始就自行立案侦查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因此讨论正朝着设立重大犯罪侦查厅的方向收拢。
那么,检察机关不做补充侦查,强压或操弄就能解决吗?这与检察机关作为人权保障机关的职能相关联,问题在于是否需要一个再次审视警方侦查可能存在的漏洞或问题的装置。
笔者在做检察官时,很早就大量运用录像录制。把侦查全过程录像,从根本上消除了强压或操弄的疑虑。若在检察机关传唤嫌疑人或证人进行补充侦查时强制录像,就能解决强压或操弄的问题,也能保全其作为侦查控制机关与人权保护机关的职能。惩罚坏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难道不是救济含冤之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