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矛盾已不是世界经济的变数,而是常数。两个强国每次冲突,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都会动荡。与两国在政治、经济上交织的韩国,也位于美中霸权之争漩涡的正中央。尤其是半导体、汽车、钢铁、石油化工、造船等韩国主力产业,在中国企业的猛烈追赶中还要承受美国的压力。
硅谷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分析人士丹·王以“律师之国”与“工程师之国”这一独创框架,审视两个超级大国不同的运作方式与未来设计。作者的判断是,律师之国擅长阻挡和防御动摇既有秩序的挑战,而工程师之国则在创造新事物的创新上显出优势。
两国从最高权力者的专业起就有明显差异。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把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提拔至政府最高层。2022年,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7名委员全部出自工科。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这种权力结构延续为中国特有的“工程国家精神”,以令人窒息的快速度鼓励建设与生产。用作书名的“breakneck”意为“快到令人窒息”,正是描述中国的词。
相反,美国历届总统中主修法学的包括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等7人,若扩大到持有律师执照者则接近30人。美国众议员中也有一半以上持有法学相关学位。作者分析认为,随着法律人士遍布政界及美国社会各处,监管与诉讼等司法程序成为美国的最优先价值。过去30多年中国制造业节节高升、而美国汽车与半导体企业衰落的原因也在此。
书中还指出,华尔街的投资文化也助推了美国制造业的崩塌。华尔街集中投资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资本投入较少的数字平台领域,却忽视制造业投资。随着制造企业迁往中国等海外,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连基本物资都无法调配的“制造业空心化”真面目。相反,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切的基础,绝不能去工业化”。这与美国的做法截然相反。
在技术创新上,美中的路径也颇为不同。美国纪念首块太阳能电池、首台个人计算机、首架飞机这样的发明瞬间;而在中国,技术创新始于新产品大规模量产的作业现场。目前中国制造业从业者超过1亿人,是美国的8倍。苹果首席执行官(CEO)蒂姆·库克曾以此感叹:“在美国把模具专家聚起来,我不确定能否立刻坐满一间会议室,但在中国,坐满好几个足球场都不难。”
具备在国家竞争中占优的制造业与硬件实力的中国,会超越美国夺得世界霸权吗?对此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因为在工程师式思维下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但工程国家的脆弱点与局限同样明显暴露。始于80年代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以及新冠期间强制性的防疫措施,被视为陷于数字与效率的工程式思维之弊害。
那么韩国属于“律师之国”还是“工程师之国”?若非要区分,看起来更接近“律师之国”。韩国已出现4位法律界出身的总统,现在每5名国会议员中就有一人出身法律界。以“禁止Tada法”为代表的新产业监管,也是“律师之国”带来的必然结果。作者主张,美国若要克服以法律人为中心的体系,就必须从高层开始出现多元声音——这对韩国也是有效的忠告。
“美国最重要的美德是对多元主义的信念。换言之,不仅是法律人,工程师、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文学者都应挺身而出,帮助国家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工作。”424页,2.2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