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7 | 안경진 의료전문기자

“我有两个生日”……在死亡门槛上绽放的“生命分享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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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生日。父亲给我的肾脏在我体内重新跳动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重生了。通过父亲的生命分享而获得第二次人生的我,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时的感动无以言表。”

6日在首尔瑞草区首尔圣母医院门诊室见到的李恩花(41岁)笑着说:“以前我竟不知道,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平凡一天是如此珍贵。”

李女士2016年底,在31岁时被诊断为末期肾病,日常生活就此停摆。她在父母面前强作坚强地说“我还年轻,会等脑死亡者的捐献移植”。但现实并不轻松。韩国等待肾脏移植的人多于脑死亡捐献者,平均等待期长达8至10年。每天4小时、每周3次被血液透析束缚的生活开始后,茫然感袭来。似乎这还不够,病情进展为血液中异常堆积大量废物的尿毒症,她连进食都难,甚至连呼吸都困难。

让被送进急诊室的李女士时钟重新转动的,是已远超花甲之年的父亲。当时65岁的父亲说“活了六十多年还不够吗”,甘愿摘下一侧肾脏给女儿。四姐妹中包括三位姐姐在内的其余家人都是A型血,而父亲是O型,捐献适配性检查结果也没有问题。肝脏和肾脏等器官移植,需要从血型相同或相容的供者(捐献者)处获得器官,才能减少器官损伤,而O型捐献者的器官可以移植给其他血型的人。2017年1月17日,毫不犹豫走上手术台的父亲的肾脏,开始在女儿体内重新跳动。这是李女士获赠第二次人生的日子。重获日常的李女士在34岁前后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并举行了婚礼。当李女士谨慎地坦白自己接受过肾脏移植时,丈夫鼓励她说:“随着医学不断进步,肾脏替代疗法也会越来越多。”

平静的日常延续后,想要孩子的渴望越来越强。但周围的人都劝阻。对器官移植患者而言,怀孕和分娩几乎是禁忌般的挑战。首先,为防止对移植器官的排斥反应而服用的药物会带来影响,怀孕本身就不容易。移植的肾脏在怀孕后能否稳定保持功能,也需要仔细观察。移植后服用的部分药物可能导致胎儿畸形,必须在尝试怀孕前停用,而一旦药物调整失败,就可能出现排斥反应。妊娠期高血压、蛋白尿等风险因素也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可能无法维持妊娠,连移植的肾脏也可能受损。

主治医生、首尔圣母医院肾脏内科教授尹惠恩读出了真心想要孩子的李女士夫妇的坚定意志。所幸只要管理得好,她的状态可以怀孕、分娩。之所以能允许她两次冒险,是因为从李女士第一次被送进急诊室起,长期以来都看到她珍惜地管理父亲所给肾脏的样子。实际上移植后的活产率很高,但像李女士这样两个孩子都是自然受孕、自然分娩的案例极为罕见。尹教授对包括孕期持续的无症状菌尿在内、直至分娩的全过程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整。李女士拖着沉重的身体,大约每两周去一次医院,相信并遵从尹教授的话。就这样,她在2020年抱上了长女彩儿(7岁),2024年抱上了次子恩灿(3岁)。父亲给予的生命经由女儿延续到两个外孙,“生命的传承”由此完成。降临在李女士家中的磨难变成了使命。父女并肩接受手术并健康康复后不久,六口人就申请登记为器官捐献希望者。这得益于他们摆脱了对捐献的模糊恐惧,深切体会到生命分享的崇高价值。李女士在移植患者聚集的群聊中,看到同龄女性为怀孕和生育苦恼,于是鼓起勇气。她制作了记录第二个孩子分娩过程的Vlog视频并公开在YouTube上,也不拒绝咨询请求。李女士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知道生命分享的珍贵。”“将来若有机会,我想通过志愿服务把自己得到的奇迹回馈社会。”

移植患者成功的生活,正成为即将接受移植的患者及家属的希望证据。1994年因先天性胆道闭锁导致肝硬化、在周岁前就面临死亡的李智媛(34岁),通过国内首次尝试的活体肝移植成为了体面的社会人。移植活人部分肝脏的活体肝移植,不必等待脑死亡者的器官,可以预防病情恶化。也没有脑死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肝损伤风险,因此所移植的肝脏质量更优。但与脑死亡者肝移植相比,手术非常复杂,并发症风险大,据说难以保证高存活率。出生9个月时接受父亲捐献的部分肝脏移植的小女孩,如今成年并作为社会一员堂堂正正地尽着自己的职责,这成为韩国器官移植历程中意义深远的里程碑。46年前在首尔大学医院接受肾脏移植的裴某,正在不断刷新国内最长生存记录。仅在这家医院,通过一次移植生存超过30年的患者就达47人。这一结果彻底打破了过去普遍认为移植器官寿命为10至15年的偏见。尹惠恩教授强调:“器官捐献不止于救活一名患者,还延续为一个家庭、一代人的开始。”“既然已经证明只要及时接受移植就能轻松存活30至40年,希望捐献文化更加活跃,让更多人能健康地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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