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睜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一夜之间,世界又动荡了一次。中东地区被谈论着扩大战事的可能性,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成了日常新闻。日本解散了新内阁,美国因中期选举而躁动。每一天,全世界都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市场如今先问地缘政治变化,而不是业绩。对企业而言,“今天的风险”不再停留于汇率或利率。今早新闻的标题,就是经营环境。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把战争的原因归于“恐惧”,而非力量的转移。并非因为雅典的崛起威胁了斯巴达,而是那种崛起让斯巴达陷入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战争才变得不可避免。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以现代方式解释了这一洞见。人一旦进入损失局面,不会回避风险,反而会做出更危险的选择。因为比起确定损失的选择,人更偏好虽不确定但似乎可以挽回的选择。企业的危机同样如此。并非事故或争议本身制造危机,而是把它视为“损失”的企业作出何种选择,决定了危机的规模。危机管理中反复出现的失败,大多并非源于信息不足,而是始于对损失的恐惧所驱动的选择。
从这一视角看,要避免企业在危机情况下容易犯的错误、防止企业经营被政治化,就需要在为经营持续性进行法律审视的同时,作出顾及公众认知的判断。
第一,必须记住,专注于减少损失的沟通反而可能扩大损失。行为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解释,人在收益面前谨慎,但一旦进入“损失局面”,反而会冒险选择,呈现“反射效应”。这源于对损失痛苦的感受远大于获益喜悦的“损失回避”心理。大众汽车的柴油门事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问题缩小化、或归咎于工程师个人越轨的初期应对,最终引来了监管当局与政界的全面介入。想要回避短期损失的话语,被公众读作“隐瞒”与“欺骗”。而在那一刻,危机成了政治最好的猎物。在危机局面中,不要试图回避损失,宁可及早确定损失范围的诚实,才是阻断政治介入的最快途径。
第二,危机应对的基准点应放在“今天的常识”而非过去。突陷危机的企业常把基准点放在事件之前的平静状态或过去的功劳上。“我们为国家经济贡献了多少”这样的委屈此时出现。然而公众与政界所看的基准点,已经转移到此刻的责任与公正程序之上。南阳乳业的霸道行径事件、Korean Air Lines的返航事件之所以演变为长期危机,原因也在于此。企业仍停留在过去的视角,而公众早已用另一套标准作出判断。在危机情况下,企业判断基准点偏离的那一刻(多数源于经营层与一线的沟通问题),危机便超越单一事件,扩大为质问企业存在理由的批评。危机管理不是防守过去的荣光,而是让自身对齐今天的常识。
第三,有时道歉不是失败宣言,而是阻止扩散的装置。人们常误以为道歉是承认法律责任、或损害品牌权威的失败宣言。然而道歉是提前确定可能不确定地放大的损失上限的高度战略性选择。比起未确定的巨大损失(政治打击、品牌被抹杀),选择当下可以承受程度的损失(道歉与赔偿),从而抹去最坏的情景。2018年发生在美国费城门店的星巴克种族歧视争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CEO凯文·约翰逊在争议发生后不仅亲自低头致歉,还作出破格决断:临时关闭全美8000余家门店,对17万名员工进行防止种族歧视的培训。通过自行承担一天营业额这一巨大“确定性损失”的选择,星巴克阻断了如野火般蔓延的全国性抵制运动与联邦政府层面监管介入这类失控的损失。道歉与积极实施应对方案,不是失败,而是划定损失上限的战略性企业行动。吝于道歉、推迟确定损失的企业,最终会在市场之外那个更严苛的审判台——政治——上付出昂贵得多的代价,这一点我们至今每天都在看到。
最后,在危机情况下仅靠逻辑说服公众的尝试是危险的。因为公众对情绪比对逻辑、对恐惧比对事实反应更敏感。尤其在“我也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恐惧面前更是如此。正如修昔底德所洞察的,召来战争的不是事实,而是恐惧。因此,所有危机管理的成功案例,都始于让公众安心的信息,而不是精心编写的企业辩解。优秀的危机管理者在辨明是非之前,会先抛出“将对公众的不安承担无限责任”的信息。因为只有恐惧平息,理性判断与合理解释才成为可能。
企业危机的初期局面与修昔底德陷阱相似。现在承认似乎会失去一切,而硬撑似乎还能挽回——这种短暂的诱惑放大了危机。尤其在政治吞噬一切经济议题的当下环境中,企业即便是小小的失误,也容易沦为政治两极化的工具。遭遇危机的企业,应停止那种回避损失的本能提问,转而自我检视:我们的应对是否在放大社会恐惧,是否在为政治介入提供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