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推算,国内处于孤立、隐居状态的青年约54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增速之快前所未有固然是问题,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是社会中坚的青年群体正在无声“蒸发”的严重警报。曾被视为他国之事的日本蛰居族现象、首尔研究院所预见的“去关系化的收缩社会”,如今已不是遥远未来的反乌托邦,而是就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冷酷现实。
尤其在生成式AI与超个性化算法高度发达的当下,孤立的形态已与过去发生质的变化。青年们不必特意与他人相处、经历冲突或消耗情感。AI聊天机器人总是温和回应,YouTube算法则提供只挑选你想听的话的“数字掩体”。这种数字超个人主义看似给个人带来安逸,实则正在使人类特有的社会性肌肉退化。作为社会发展最重要动力的“人际纽带(Human Bond)”这一社会资本,正以效率之名被迅速耗尽。
在人工智能迅速取代人类智力劳动的这一危机时期,我们的青年为何不走出去挑战世界,反而躲进狭小的房间、躲进6英寸的屏幕里?笔者认为,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不容许失败、只强求“正确答案”的僵化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
如今的AI学习了人类积累的庞大知识,只需数秒就能给出最优解答。然而我们的课堂仍忙于灌输比AI更快、更准确地答对的“技能”。只要大学排名与升学分数仍是评定人生等级的唯一标尺,青年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入毫无胜算的游戏。在“你为什么不能像机器那样快速高效”的社会无声压迫下,青年们失去了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途径而陷入挫败。在与他人比较优势的竞争、如今又加上与机器比效率的残酷双重重压之下,他们对批评愈发敏感,连一次失败都惧怕,退缩为极度“防御型的人”。
我们的社会已是世界罕见的高密度、高学历、高竞争的“三高社会”。若再叠加AI技术差距,赢家独占的结构将比以往更加牢固和残酷。“不踩着别人上位就会被淘汰”的原始恐惧,使“螃蟹心态(crab mentality)”在社会中蔓延。这不只是“堂兄买地我肚子疼”那种程度的嫉妒,而是掺杂自嘲的败北主义——不如机器高效的人就是无用的;以及只有压低他人成就自己才能生存的极端各自求生本能。这种无限竞争连人类最后的武器“协作”的机会也一并剥夺,正从根基上动摇整个共同体的恢复弹性。
那么我们该从何处重新开始?教育必须顺应AI时代从根本上重新设计。要通过果断的教育改革,走出分数与排名这片“早已注定的陈旧泥沼”。如果说过去工业化时代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熟练劳动者”,那么AI时代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具备AI绝无法取代的人性的自主公民”。
单纯靠背诵知识考出好成绩的能力,即“寻找正确答案的技术”,现在应果断交给机器。因为在应试补习班里培养出的“找答案的机器”,绝不可能战胜“真正的机器(AI)”。我们应把AI当作能干的助手来使用,同时培养能判断其结果是否符合伦理、能深切共情他人痛苦、能为机器无法计算的价值而联合起来的公民。如今正是教育重心从“How(怎么解)”转向“Why(为何要做)”、从“Answer(答案)”转向“Question(提问)”的时候。
有人会问:在效率与速度主导的这个令人窒息的AI时代,人文学与通识之类真的有用吗?但矛盾的是,恰恰在AI时代,人文学的“无用”成为拯救人类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数据与算法或许是达成人类输入的“目的”的最高效工具,却无法自行创造生命的“意义”或提出问题。
人文学与通识,即热烈地爱一个人、彻夜激烈地辩论、无目的地思考、快乐地玩耍这些行为,它们本身即为目的,因而使我们最具人性。在一切都被最优化、被工具化的世界里,不计算任何利益而提出本质性问题的态度,正是AI永远无法模仿的圣域。矛盾的是,正是这些“无用的时间”,才是让我们的孩子作为有尊严的主体而非机器零件活下去的力量,也将是守护生命真正意义的最后堡垒。
*专栏固定标题“派地亚(Paideia)”是古希腊语,意为“培养理想公民的教育”。
*术语说明
※数字掩体
如同战时为躲避攻击而建造的掩体,指躲进算法提供的舒适趣味与信息之中,屏蔽与他人的冲突或不适现实、自愿孤立的心理空间。指在这一封闭空间中只消费想听的话和想看的信息,从而与外部世界断绝的现象。
※螃蟹心态
桶中的螃蟹为了争先爬出而互相拉扯、把别的螃蟹拖下来,结果谁也无法逃出、全部死亡的现象。意指妨碍或拉低他人成功的自私心理,常用来比喻过度竞争社会中成员互相拖后腿、共同毁灭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