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中有一个概念叫作战控制权(Operational Control)。它是指为执行特定作战任务,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指挥部队的权限。遗憾的是,韩国国军的作战控制权在1950年6·25战争期间移交给了联合国军司令官,1978年韩美联合军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合司)成立后,又移交给了韩美联合军司令官。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军队仍然没有作战控制权。此后在金泳三政府时期,根据1994年12月1日韩美达成的协议,战时作战控制权(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WT-OPCON)留在韩美联合司,仅平时作战控制权移交给韩国军队,这并不是完整的作战控制权移交。
卢武铉政府上台后正式推动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最终在2007年2月24日,韩美两国就自2012年4月17日起将战作权由美军移交韩国军队达成协议。同年6月,还制定了为系统推进战作权移交的实施计划——“战略转换计划(STP, Strategic Transition Plan)”。
但考虑到朝鲜军事威胁增加等安全形势变化,2010年6月的韩美首脑会谈将战作权移交时间由2012年4月17日调整为2015年12月1日。2015年10月,韩美国防部长为稳妥推进战作权移交,同意将原有的“基于时间的移交方式”改为“基于条件的战作权移交计划(COTP, Conditions-based OPCON Transition Plan)”方式。
李在明上台后,与前几届政府不同,韩国军方在战作权移交方面的动作明显加快。一直强调“自主国防”的李在明总统有意在任期内实现战作权移交。近期有消息称,在今年10月将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58届韩美安保协议会议(SCM)上,战作权移交的目标年度将再次被确定。
青瓦台并未直接提及战作权移交问题,态度谨慎。以国防部长官安圭伯为中心,军方正在加快战作权移交步伐。此前安长官在去年7月曾表示,目标是在李在明政府任期内将目前由驻韩美军掌握的战时作战控制权(战作权)移交给韩国军队。
事实上,战作权移交问题自上届政府起就已长期讨论,并非需要重新讨论并与美国谈判的事项。围绕战作权移交与美国的谈判已持续“第20年”。
韩美双方最后一次协商确定的基于条件的战作权移交计划(COTP)大致包括三项内容:①初始作战运用能力(IOC),即主导联合防卫所需的韩国军队核心军事能力;②完全运用能力(FOC),即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能力;③完全任务遂行能力(FMC),即与战作权移交相适应的朝鲜半岛及区域安全环境等。
综合来看,关键在于韩国在战时能否领导联合防卫体制并主导战区作战。此外还会对移交时点的形势另行评估。韩国军方的目标是在2026年前完成FOC验证,2027年进行FMC评估与验证,一年后的2028年完成战作权移交。由于FMC以定性评估为主,两国最高统帥者的政治决断影响很大。
那么,2028年将战作权移交韩国军队是否可行?
据悉,一直主张强化盟国安全责任的特朗普总统目前对战作权移交也持积极态度。加之特朗普政府最近公布的新国防战略(NDS)提出,对来自朝鲜常规力量的威胁韩国应尽可能自行承担责任,因此普遍认为,战作权移交的可能性比任何一届政府时期都高。
不过,如果推动战作权提前移交,仍有一些事项需要研究和完善。
首先,2018年10月韩美国防部长就COTP修订案和“战作权移交后联合防卫指针”达成一致,并就未来指挥结构基本方案达成协议,即在战作权移交后仍维持现有联合司体制,由韩国军队四星上将担任未来联合军司令官。
因此,战作权移交后,韩国军队上将将成为未来联合军司令官,但并不能独立行使军队指挥权。现实情况是,最终仍是通过韩美安保协议会议(SCM)和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MCM),接受韩美两国总统的指示来指挥指定部队的有限权限。
因此,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作为韩国军队四星上将的未来联合军司令官只是在指挥半岛内韩美两军的体制中坐上头号位置,仍必须持续与美军协调。
其次,如果战作权移交给韩国而美军并未完全撤离,美国可能会另开账单。这也是有观察认为,美国可能就支持韩国运用战作权的驻韩美军提出天文数字费用要求的原因。
实际上,24小时监视朝鲜的人造卫星费用、通信监听费用以及其他军事动向掌握和战略资产运用都需要巨额开支。有观点担忧这种“订阅费用”可能是天文数字,专家评价认为,特朗普总统主张韩国每年应缴纳100亿美元防卫费的说法与此一脉相承。
尽管如此,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有观点指出,拥有世界第五军事实力的韩国若一味推迟战作权移交,就等于放弃军事主权。因为也有一种合理的逻辑认为,只有实现战作权移交,韩国军队才能更有责任感地发展对朝防御战略战术,并提升主导联合作战的能力,从而收获积极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