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5 | 안경진 의료전문기자

[圆桌] 死亡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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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能听到“必需诊疗科被回避的现象”这种说法。但究竟哪些科属于必需科,其定义却很模糊。医生之间默认共识是,与患者的死亡相伴的科即为必需科。不知是不幸还是幸运,在取得医师执照刚满一年、像大多数同届同学一样成为住院医师一年级的我,选择了必需科作为专业。在那么年轻的年纪,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宣告死亡”的现场。

熬过几个通宵、竭尽全力救治的患者离世,我必须向其家人和世界宣告他的不存在。在恐惧与孤独中身体发抖之时,呼叫器的铃声仍不断响起——另一位患者正在等我。我的悲伤、孤独、痛苦不能影响另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因此必须极其冷静,这样的现实,那第一次的经历,即便25年过去了,如今仍如昨日之事般清晰。

还有另一场因别的原因而无法忘怀的死亡。2009年2月,我进入专任医师第四年。新闻传来金寿焕枢机去世的消息。数日间无数人前往明洞圣堂,为他的离世悲伤。正如他在这个社会留下的深刻足迹,他的死让世界变得肃穆。他留下“谢谢,请彼此相爱”的最后问候,并捐献了眼角膜,让两个人重新睁开了眼睛。对并非信徒却在心中敬重他的我而言,他展示了奇迹。每年约200名的脑死亡捐献者数量在那一年达到200多名的后段,几年后突破500名。尤其是身后进行的人体组织捐献、眼球捐献等,2009年被记录为捐献人数最多的一年。

过去20年间涨幅最大的经济指标之一,就是今年以来连日刷新历史新高的KOSPI指数。同期韩国脑死亡捐献者数量也增长了约2倍,可以说不相上下。然而,通过各种媒体或机构,仍很容易看到韩国捐献文化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不够成熟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作为身处移植现场的医生,我也同意这一点。但我想说的是,正如过去20年出现的变化,善的影响力正在悄然渗透我们的社会。仅仅拿美国、西班牙等部分国家作比较,就说我们的捐献率低,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在与我们文化圈相近的国家中,韩国捐献率最高,并经过几次拐点呈现出最陡峭的上升曲线。

在为KOSPI突破5000而欢呼的背后,还有无数与之毫不相干地生活着的人。在部分人呼吁提高脑死亡捐献文化的背后,与之毫不相干的生活要多得多。人们也会指出各种制度问题,或提出提升社会关注度的项目。但冷静地说,脑死亡捐献是选择的问题。

捐献的人和没有捐献的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我相信真正的尊重文化会改变世界。悄然地。

“求主使我少求受安慰,而多安慰人;少求被理解,而多理解人;少求被爱,而多爱人。”

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枢机时,从他低沉厚重的声音中听到的那段祈祷文,至今仍是我人生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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