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26年2月1日15:09发布于资本市场指南针“Signal”。
国会提出的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包含比韩国金融委员会去年12月公布的“私募基金(PEF)制度改进方案”更为严厉的监管内容,引发业界担忧其将抑制行业活力。其中,向监管当局报告业务执行成员(GP)主要高管及员工个人薪酬合计金额、限制合规监察人绩效薪酬等,被视为过度监管的四大“毒丸条款”。
据投资银行(IB)业界1日消息,共同民主党议员柳东秀、韩静爱分别于去年12月31日领衔提出的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中,△GP主要高管及员工薪酬报告 △为合规监察人单独设立薪酬支付标准 △审查GP大股东的出资能力及财务状况 △强制信息交流隔断(中国墙)等内容,在监管强度和范围上都远超金融委方案。金融委提出的原则为GP薪酬报告、合规监察人选任、GP大股东适格性审查、建立金融公司水准的内部控制标准等。但在通过议员立法推动Capital Markets Act修订的过程中,附加了更为严厉的细化条款。
根据韩静爱议员的方案,GP需向金融监管当局报告其所收取的薪酬及薪酬计算方式,以及主要高管和员工个人薪酬的合计金额。这是暴露GP收益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商业机密的举措。尤其有观点指出,将属于私人雇佣合同范畴的高管及员工薪酬也上报当局实属过度。若连GP薪酬计算方式都被公开,预计今后将引发与其他类型基金之间的公平性问题。这在损害PEF经营自主性的同时,可能直接导致行业竞争力下降。
柳东秀议员的方案规定,合规监察人的薪酬不得与GP的绩效报酬挂钩。这超出了一定规模以上GP必须选任合规监察人的要求。绩效报酬是高管及员工分享投资收益的核心激励体系,是吸引优秀人才、引导责任经营的机制,若限制向合规监察人支付绩效报酬,专业人才将回避该职务,进而直接导致专业性下降。方案允许具备会计师、律师等资格的现有人员兼任合规监察人,但在绩效报酬受限的情况下,将不得不另行招聘人员,造成效率低下。
作为GP登记及维持条件而引入的大股东适格性审查,也比指引更为严格。虽然其目的是阻止有违法记录的大股东参与,但修正案要求不仅审查主要出资人的社会信用,还要核查其出资能力和财务状况。鉴于PEF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机构投资者的特性,出资人个人的财务状况并非必须考量的因素。这实际上等于提出了与金融投资业者同等水准的要求,预计将成为阻碍进入PEF行业的不必要壁垒。
此外,金融委曾提及的“金融公司水准的内部控制标准”,在修正案中体现为强制设立中国墙。有评价认为,这是将适用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投资业者的监管一律套用于PEF管理公司。金融投资业者在与个人到法人等多方主体交易过程中,通过中国墙防范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风险。而将其适用于由少数人员运营、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的PEF,是违背2020年Capital Markets Act修订中允许基于自律监管进行信息交流隔断这一立法初衷的举措。
因此业界认为,最初被评价为合理的制度改革方案,如今演变为一味追求提高透明度的法案,将削弱行业活力。一位资本市场专业律师表示:“虽然细节授权给总统令,但法律本身明示的监管方向十分明确,在施行令阶段放宽的空间很小”,“制度实施后,合规成本将急剧上升,国内PEF行业的投资竞争力下降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