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31 | 박지수 기자

“守住黄金时间”…器官移植的一秒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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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某因意外事故于本月26日被送往医院,但最终未能恢复意识。在听取医疗团队关于脑死亡者器官捐献的说明后,家属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器官捐献。随后,A某的血液样本被送往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KODA)检验室。首先进行的是HLA抗原检测和感染标志物检测。这两项各需约4小时的检测是器官移植的起点,用以确认组织配型的匹配程度以及移植后是否存在感染风险。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医疗团队为维持器官功能,会对血压、体温等各项指标进行精细调控。

一次检测结果确定后,信息会被传送至国立器官移植管理中心(KONOS),随后正式的配型程序开始。KONOS根据全国器官移植等待者名单筛选出初选候选群,再交给KODA。接着进行CDC交叉试验和流式细胞交叉试验。以一名脑死亡捐献者为基准,按器官分类最多会有40名等待者同时接受检测。

交叉试验是将器官移植等待者的血液与脑死亡捐献者的血液直接反应,以确认移植后发生排异反应可能性的检测。只有结果呈“阴性”才可进行移植。在医院值班室,等待结果的负责人手机不离手。在这一过程中,有人进入下一阶段,有人则重新回到等待名单。

通过交叉试验的名单被公布在器官组织血液综合管理系统后,接下来便是从第一顺位开始确认是否可实际进行手术的程序。不同器官情况各异。心脏、肺、胰腺、肝脏等没有替代手段可代行其功能的器官,若无法接受移植,生命便会受到威胁。相反,肾脏则有透析这一替代手段。因此部分患者即使被选定为移植对象,也会有一段犹豫的时间。

不过,若患者感染传染病或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也会被排除在手术对象之外。事实上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位等待肾移植约8年的患者因配偶被确诊新冠而放弃了手术。虽然患者本人为阴性,但属于与确诊者密切接触状态,且移植手术后若服用免疫抑制剂,处于潜伏期的新冠病毒有可能发作。由此可见,器官移植不仅是“排序”的问题,也是“现在能否承受手术”的问题。

即使所有程序看似顺利进行,结果也并非总能走向移植。实际现场中,也有判断可以摘取肝脏、受者所在等待医院的医疗团队前往脑死亡捐献者所在医院,开腹后发现肝脏状态不如预期而放弃摘取、空手而归的情况。曾被派往现场的医疗人员解释说:“肝组织检查结果显示不适合移植手术”,“这类情况很多时候仅靠血液检查或事前影像拍摄难以确认,有时只有实际开腹直接查看器官后才能作出判断。”

捐献器官与受者确定后,手术室走廊上设置了“生命分享回响之路”。这是脑死亡器官捐献者离开最后停留的重症监护室、前往手术室的通道。医疗人员和医院职员停下手中的工作,在走廊两侧列队,追悼捐献者崇高的最后奉献。在手术室内宣读追悼词期间,所有人都低头默哀。虽然时间短暂,但这是向捐献者及其家属致以礼遇的时刻。

手术室内一片忙碌。接收脑死亡器官捐献者器官的多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团队汇聚一堂,气氛略显嘈杂。有人在确认摘取时间,有人在手术室外等候。各医疗团队再次检查自己负责器官的状态和运送计划。

器官摘取现场虽是同一间手术室,但其中的时间并非以相同速度流动。因为每个器官的“黄金时间”不同。据悉,心脏在氧气供应中断后约可维持4小时,肺为8小时,肝为12小时,肾脏最长可达24小时。器官暴露于体外、血流中断的状态越久,移植后功能下降越急剧。

因此,进入摘取现场的医疗人员的动作和紧张度按器官呈现明显差异。对心脏移植团队而言,时间就是生命。一旦决定摘取,往往需动用直升机转运,在手术室内也是最先进入并迅速行动。相反,肾移植团队相对从容,因为有透析这一替代手段,且允许的时间较长。

这种温差有时容易引发误解。因为有人处于争分夺秒的状况,有人看起来则相对从容。参与现场的医疗人员若不能理解彼此的举动,就容易产生矛盾。因此,摘取现场是一个既需要技术、也同样需要体谅与理解的空间。

摘取手术与对真实活体患者一样,是在麻醉科专科医生实施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手术结束后,医疗人员缝合切口,将捐献者的身体擦拭干净并换上新衣,随后覆盖上被称作寿衣布的布匹交付。医院方面会用救护车亲自将遗体送至家属指定的殡仪馆。

对必须在手术室内作出判断的医疗人员而言,移植始终是紧张的延续。江南世福兰斯医院移植外科教授李政俊表示:“与年轻时相比,手术做得更多,技术确实有所提高”,但“尽管如此,做得越多,越害怕患者出问题的心情反而更强烈。”他接着说:“学习和手术时好像什么都懂,但越学习不懂的越多”,“经验少的时候觉得‘做就行了’,经验越多,哪怕面对一台手术也会有诸多考量。”

在这样沉重的思量累积之后,总有人被选定为移植对象。肾移植受者B某从2017年1月开始透析,等待移植的时间长达约9年。他此前曾一度被选为移植对象,但因手术未能进行而再次出院。他说:“当时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回了家”,“这次听到再次被选为移植对象的消息时,真的非常高兴。”

B某原本每周需接受3次透析。由于长时间外出困难,无法进行长途旅行。他说,接受移植手术并康复后,最想做的就是去旅行。B某表示:“虽然我已完成人体组织捐献意愿登记,但今后身体完全康复后,也想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意即想让别人的等待时间,缩短自己曾等待过的那么多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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