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暴力、性暴力等民生犯罪的未结案件嫌疑人数量,近5年激增近3倍。检警侦查权调整等刑事司法体制接连变化,加上每逢政权更替便反复出现的“政治性侦查”,两者交织,侦查迟延带来的损害被完全转嫁给了普通民众。
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31日数据,去年未结案件嫌疑人共15万7558人,比2024年(11万3385人)增加38%。与2021年(6万1119人)相比增加两倍以上。其中被侦查6个月以上的长期未结嫌疑人,从8935人增至3万6633人,仅5年间激增近4倍。
随着长期未结案件嫌疑人总数增加,诈骗、暴力、性暴力等民生案件的侦查空白也进一步扩大。去年尚未作出起诉等侦查结论的诈骗案嫌疑人为3万4586人,比2021年(1万2601人)增加约3倍。其中接受侦查超过6个月的长期未结案件嫌疑人达9799人,同期激增近5倍。暴力、性暴力未结案犯罪嫌疑人也分别从2021年的5460人、2745人增至去年的1万3035人、4292人。就殴打案件而言,超过6个月未结的嫌疑人为2156人,约每7人中就有1人;性暴力案件中未作出结论的嫌疑人也达451人。诈骗、暴力、性暴力等去年超过6个月未结案件的嫌疑人多达1万2406人。去年超过6个月的长期未结嫌疑人中,每3人就有1人属于这类民生犯罪,有批评指出,侦查空白的损害被完全转嫁给了普通民众。由于侦查严重迟延,难以及时惩处嫌疑人,诈骗案等受害人救济也错过时机。此外,暴力、性暴力案件还令人担忧可能出现的二次伤害。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张永洙表示:“检警侦查权调整之后,出现侦查迟延等效率下降问题”,“由于政治性侦查和特别检察官启动等,侦查人力集中投入,民生与治安领域出现空白”。
一位检察机关出身的律师指出:“检警侦查权调整后,警方获得(侦查)终结权,检方的侦查指挥权消失,此后异议申请、重新侦查、补充侦查要求等程序增多,侦查自然持续迟延”,“检察官要求警方补充侦查后,案件即告终结并交由他人(其他检察官)承办,过去(检察官所具有的)侦查责任感似乎也大为淡化。”他还说:“所谓上层对于被视为重大事项的政治性侦查类案件会集中配置人力”,“因此诈骗、暴力、性暴力等可能给受害人带来极大痛苦的案件被边缘化,出现侦查空白。”
在20、30多岁年轻群体中迅速蔓延的毒品犯罪情况也无二致。去年毒品案件未结嫌疑人为3127人,比2024年(2412人)激增近1000人。毒品未结案件在2021年仅为1397件,但逐年增加,去年突破3000人。鉴于最近3年查获的毒品犯罪嫌疑人为2万余人,检警侦办的毒品案件嫌疑人中约每10人就有1人被贴上未结标签。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的《毒品类月度动向》,去年查获的毒品犯罪嫌疑人为2万3403人,比2024年(2万3022人)增加1.7%。毒品犯罪嫌疑人在2023年达到2万7611人的最高值后,每年维持在2万人水平。
未结案件逐年急剧增加,检警等司法机关也颇感无力。在侦查人力未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补充侦查要求、异议申请等程序日趋复杂,业务过重的日常反复出现。接连启动特检或政治性侦查需要派出大规模人力,也加重了检警等司法机关的负担,部分单位甚至出现“回避侦查部门”的现象。
警方一位相关人士坦言:“在检警侦查权调整之前,案件移送后由检察官补充侦查并决定是否起诉,现在不同了”,“频繁的补充侦查要求导致侦查迟延是事实。”他还补充说:“网络性犯罪等敏感案件必须迅速侦查,而检警(侦查)一旦分离,最终只会增多‘案件推诿’,这可能让受害人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检方一位相关人士也表示:“检警侦查权调整后,直接侦查受到限制,不得不经常要求警方补充侦查”,“尤其是每逢政权更替就持续出现的政治性侦查以及特检等接连抽调侦查人力,一线实际侦查力量不足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