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判定之后的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要向脑死亡者的家属说明制度,并评估可供捐献的器官。还要通过检查确定受者,随后调动摘取与移植手术团队。在这一过程中,连接医院、医疗团队、机构等多方利益相关者接点的人,就是器官移植协调员。业界称他们是“能把能成的事办砸、也能把不成的事办成的中介者”。但有人指出,围绕协调员的法律资格标准和保护机制实际上几乎为零。
大韩器官移植协调员协会会长孙善英28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脑死亡者器官捐献与移植是多个机构和医疗团队同时行动的工作”,“成败有时取决于中枢指挥部的能力”。她表示:“从支持捐献者家属决策,到器官评估、受者选定程序、医院间协调,协调员实际上贯穿全过程”,“如果新手碰上新手,可能会连机会本身都错失”。
然而现行法律与制度未能体现协调员工作的分量。孙会长强调:“法令上实际上没有与协调员相关的规定”,“资格标准、教育体系、专业性、业务范围都不明确”。随着移植手术高度化,难度提高、责任加大,但由于职务未在法律上加以规定,在医院内专业性得不到认可,人事与报酬也各行其是。
现场人力结构也被评价为脆弱。孙会长解释:“要做好这项工作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熟练积累,但实际上第3至4年跳槽频繁”,“高年资与低年资比重高,承担中坚作用的年资少,呈两极化状况”。365天24小时紧急待命和夜间应对成为日常,但津贴与职务标准各医院不同,做同样的工作报酬却不同,这样的不满也在不断累积。她表示:“有的地方有24小时紧急待命(on-call)津贴,有的地方没有,半夜接电话也是‘无报酬’。”
由于专业性未在制度上受到保护,还会受到组织内轮岗的影响。孙会长表示:“全国分为3个区域,曾有负责庆尚圈(第3区域)的区域负责协调员在例行人事调动中被调往其他部门的案例”,“即便承担着负责一个区域的职责,在医院人事体系中专业性也得不到认可”。
将专业性制度化的要求不仅是改善待遇,更直接关系到移植体系的稳定性。孙会长表示:“如果不是专职体系,就相当于让消防员兼职”,“为管理捐献与移植全过程,应将协调员界定为专业人力,并制定标准化的教育和资格标准”。她特别表示:“第一代人亲身经历法律和指南形成的过程,积累了经验诀窍,但随着退休临近,了解‘这些标准为何产生’的人可能会消失”,“将口头相传的经验成文化的工作十分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