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背发凉。身后某个人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目光像匕首一样刺进我的后背。一想起他嘴角含着意味不明的微笑、就着这笑意举杯饮酒的脸,脑子里嗡的一声。那是白天在医院见过的患者。为什么他装作不认识我?难不成我当时太无礼了?我开始回想那天自己说过什么。
“您都做过肝手术了,得好好保养啊,不能喝酒,我自己也不喝。”
啊!一声短短的叹息漏了出来。和朋友喝得不尽兴,从第二场一直转到第三场的街边猪血肠汤馆,而我面前摆着两瓶绿瓶子。被他的眼神弄得慌乱的我,在心里无数次重复“冷静”,然后借着几分酒意留下一句“很高兴见到您,下次再聊”,带着干笑和仓皇的约定匆匆散场。这是我三十七八岁时某一天发生的事。
那天之后,对因饮酒而肝脏受损的人,我只会说我们一起少喝点,绝不再撒谎说自己完全不喝酒。对患代谢性肝病的患者,我不再说这个别做、那个别做,而是说“我们一起管理饮食,把体重减下来”。因为我的体质指数(BMI)也接近28。
医生之间私下闲聊时,最有意思的话题大概是飞机上发生的事。我曾听说有乘客把毒品用塑料袋包好偷偷吞下后登机,结果塑料袋在胃里破裂导致心脏停搏,同行的医生不得不做心肺复苏。飞行途中需要医生的情况我只遇到过一次,而那趟航班上还有十几位医生一同从学会返程,所以我并不需要特别出面。飞机正缓缓滑向跑道时,一位后辈猛地站起来,随即从视线中消失,接着广播开始寻找医生。我担心是那位后辈,跑过去一看,原来倒下的是坐在他前排的另一家医院的老师。他的病名是饮酒过量引起的迷走神经性晕厥,也就是“酒病”。所幸稍作休息后很快恢复,飞机得以重新起飞,我们都平安回到了首尔。
医生是在医院这一有限空间里与患者相遇的。我年轻不懂事时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想去教导患者。偶尔我作为家属去医院时,越是年轻的医生,越想教导比自己多活了50年的我的父母。疾病有时确实源于个人的过失。但医生没有裁决他的权力。医生应做的是认真治疗并提出替代方案。患者在诊室里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吃什么才能好起来”。我会回答“不是靠吃变好,而是要不吃、要减少才会好”。这样各说各话的对话或许看起来令人憋闷,但先劝对方努力起来,正是我的角色。
每逢新年,各种名医的养生法便在媒体上广为介绍。值得推荐,也有很多可学之处。但仅止于此。医生走出医院,也是会吃市面上高钠食品、也会喝上一杯的人。若您恰好知道某位不太中意的名医的致命秘密,也请宽宏大量。顺便说一句,我知道许多名医的秘密,并替他们保守着。他们也在替我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