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基础科学领域鼓励教授等研究者去做完全新的、或者美国没有做的研究。像韩国那样的快速追随者战略已经行不通了。”
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中心教授金宇载(照片)2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教授即使获得终身教职,也要根据成果每3年或6年续签合同”,“研究者只能以颠覆性的想法努力进行创新性研究”。他毕业于延世大学生物学系,在浦项工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历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研究员等职,并曾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助理教授,2021年作为中国“万人计划”的一部分转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他通过用于动物临床前研究的果蝇,研究人类疾病模型等课题。
首先,他表示,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得益于自1990年代开始全面展开的投资,在“新冠疫情”前后实现了垂直式发展,以至于看不到今后还有哪个国家能够追赶。实际上,在评价论文数量与质量的“2025年CWTS莱顿排名”中,中国大学近来占据了第1至第9位中除第3位(哈佛大学)以外的全部位次。位居第一的浙江大学曾一度落后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后通过杭州地方政府划时代的投资与开放型文化的构建产生了协同效应。他表示:“政府积极支持科研经费和创业的氛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全国主要大学随处可感”,“以提升基础科学竞争力为基础,一直延伸到技术产业化”。
金教授的一贯主张是,中长期投资、领导力,以及承载并放大这些要素的文化汇聚为一体时,才能造就超一流大学。他介绍说:“在中国,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者,或在《自然》《科学》级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者,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享受破格待遇”,“对于顶级研究者,大学或研究机构之间还允许兼职”。他接着说:“不是极为出色的研究者,不会被给予科技界领导岗位”,“即便是40岁左右的研究者,只要具备优秀的研究能力,也可能负责一个拥有200至300名主要研究负责人(PI)的研究所”。也就是说,中国研究界的氛围是带着领导力和在各领域成为世界第一的明确目标专注研究。他同时坦言,自己之所以在中国落脚,是因为在科研支持与理念方面,加拿大不符合自己的标准,而韩国则根本不给机会。
他表示:“中国的大学努力提供比美国国内研究者更好的待遇”,“对教授、研究者、研究生的要求标准每年提高,几乎与美国相当”。他指出,相比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重新执政后科技投资受阻的美国,中国正在尝试科技的量子跃迁。金教授坦承,正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技竞争力上超越欧洲那样,他感觉今后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
他还针砭指出,在韩国,每逢政权更替就出现“空降”式的科技领导层问题以及政策缺乏一贯性,使研究者们看人下菜、陷入混乱。相较研究者的水平,政府与大学的行政支持能力偏低,且陷于官僚主义。他曾作为海外优秀科学家“Brain Pool”邀聘项目的一部分在政府出资研究院工作,他说:“有韩国研究者说‘配备必需的设备花了3年,但评价却是一年一次’”,“韩国的教授和研究者似乎比起研究本身,更热衷于争取科研经费”。因此他呼吁,要确立创造性研究文化,韩国研究财团等研发(R&D)支持机构的革新不可或缺。
关于中韩研发环境,他批评说:“中国是明确支持、以成果论判断,而韩国是适度支持、以官僚主义体系管理”,“韩国研究者似乎只研究到能勉强发出论文的程度”。他接着强调:“在韩国的大学或出资研究机构做研究的多是年轻人,而科技界领导层位置则由官僚或与政权亲近的人占据,必须打破这种惯例”。
金教授强调:“过去文在寅政府追逐第四次工业革命、朴槿惠政府追逐创造经济这类空洞的幻象,尹锡悦政府则干脆大幅削减研发预算,损害了科技生态系统”,“李在明政府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但只集中投资人工智能(AI),使研究者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AI。应通过多样组合制定灵活的长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