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别检察官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特别检察官(Special Counsel)”传统上被用作更独立地查明在任权力不法行为的装置。1973年水门事件期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解除了正在调查他的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即所谓“星期六之夜大屠杀”,这给美国政治带来巨大冲击。以此事件为契机,各界对总统可任意控制调查负责人的结构提出问题意识,美国国会在1970年代后期将强化特检独立性的制度性装置法制化。此后,特检确立为仅在既有体系难以运转的极端情况下启动的例外装置。
与这一制度初衷不同,如今韩国的特检制度正以完全不同的方向运作。它并非针对在任权力不法行为的最后手段,而是每逢政权更替期整个政界都把特检当作政争工具的惯例在反复出现。现执政党又一次通过了针对前任政权的特检法,在野党也要求就统一教、公荐献金疑惑等设立新的特检。这显示出特检已从例外沦为政治攻防的日常手段。
当然,最近在国会通过、即将启动的第二次综合特检所针对的事案分量绝不轻。12·3紧急戒严与第一夫人干预国政的疑惑,是动摇宪政秩序根基的重大事案。若在此前“三大特检”调查之后仍留有未消解的疑问,政界认为必须予以明确查明的问题意识是正当的,应受尊重。
然而重要的是,“查明什么”与“以何种方式查明”同样重要。政界主张因无法信任检方而不得不设特检,但当今的司法环境与过去明显不同。依总统指示的跨政府联合调查体系已在运转,检方也已丧失像过去那样进行偏向性调查的政治诱因与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非常手段,那么这一选择很可能被视为政治算计而非正当的问题提出。
调查实务层面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在大规模调查席卷一遍之后,再去翻查剩余残渣的再调查,在结构上难以取得成果。问题在于特检处于不能空手而退的政治压力之下时,为制造成果而陷入“掀尘式调查”或将枝节事项伪装成本质的强行起诉之诱惑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不仅与查明案件实体相去甚远,还可能导致损害司法正义本身的结果。
从海外案例看,德国、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并不反复动员临时组织,而是致力于强化既有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与责任性。这基于一种判断:与调查结果同样重要的是,维持执法体系这一国家基础体力才是民主主义的核心。越是只把特检看作“正义的调查机关”,对正式调查机关的信任就越会削弱,国民对整个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只会加深。
美国特检未被滥用的原因也与此脉络相通。美国的特检由司法部长任命,调查范围、期限与预算受严格限制。政界左右调查方向或强求成果的余地不大。特检始终被设计为受控的例外装置,这是与韩国最大的差异。
内乱与国政专横的余罪必须查明。但让既有的国家调查体系能够承担这一任务,同样是政界的责任。当下需要的不是每逢危机就寻找另一位“解决者”的急躁,而是信任并等待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的耐心。政治应放开司法,调查应重回体系的领域。这才是妥善了结绝不可再重演的宪政史悲剧的最确实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