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认购合同中“保本”一句话引发纠纷
审视近期的纠纷案件,引人注目的并非单纯的投资合同,而是结构更为精巧的合同。表面看来是典型的新股认购结构:通过第三方定向增资发行新股,投资者认购该新股。形式上是公司获得资本注入,投资者被纳入股东行列。然而在新股认购合同书或与之并行签订的另一份合同书中,不少情况下隐藏着如下条款。
“若在约定期限内未能达成特定目标,公司应向投资者返还新股认购款全额及约定利息。”
投资款采取新股认购款的形式,但若一定条件未被满足,便又变回现金。站在公司的立场,这是“先接受出资开展业务,不成则返还”的约定;站在投资者的立场,则是“取得股份,失败时收回本金”的结构。合同上“新股认购合同”与“投资合同”可能是彼此独立的两份文件,也可能在一份投资合同中同时包含新股认购条件与回收保障条款。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作为新股认购与投入资本回收保障约定相结合的所谓“保本型新股认购合同”这一点并无改变。
股份的本质:为何“保本”与出资相冲突
在这种结构下,投资者试图同时取得股东地位与债权人地位,公司则想一次性解决资本筹集与实质借款。这本身并不能直接断定为不合理的设计。只是有必要确认,这种结构如何与“股份”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前提,即出资者承担风险并以此换取对剩余财产的请求权这一结构相冲突,以及公司法在多大范围内容许该冲突。股份本质上是剩余财产请求权。须有利润方能获得分红,清算时须有剩余财产方能请求分配。一旦消除这种风险,并结合“以现金补足出资款全额及一定收益”的约定,问题便不再停留于单纯的合同自由范围之内。
韩国大法院通过2020年8月13日宣判的2018다236241判决与2023年7月27日宣判的2022다290778判决,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与新股认购相结合的投入资本回收保障约定的效力范围。根据这两项判决,对公司而言,事实上绝对保障特定股东回收投入资本的约定原则上难以被认定有效。相反,即使是同一表述,该约定使代表人、股东个人承担的责任,则可依合同的内容与结构在相当范围内被认定。“在何种范围内有效”这一问题,最终须将公司与个人分开考察才能得出答案。
第一项判决(2018다236241):即使拆分合同,也无法回避股东平等
先看2018다236241案。该案中,公司以第三方定向方式发行新股,与投资者签订新股认购合同,并另行制作了投资合同。投资款作为新股认购款缴纳。然而投资合同中包含如下内容:若在一定期间内未达成约定收益,公司应支付新股认购款全额及收益金,并为担保此项而提供本票、现金性资产、已发行股份等。也就是说,新股认购与投入资本回收保障约定被拆分为“两份合同书”。
下级审将其理解为与股东关系相区别的投资者关系,认为即便投资者因新股认购合同而成为股东,收益保障约定属于独立投资合同的问题,故无从论及违反股东平等原则。韩国大法院的看法则不同。该院认为,既然投资款预定用于并实际用作新股认购款,其结果使投资者成为股东,则该投资合同应评价为补偿其基于股东地位所发生损失的约定。并且,公司不经分红这一通常程序而约定仅向特定股东另行支付收益,等于通过绝对保障该股东回收投入资本,赋予其他股东所不被认可的优越权利,故判定违反股东平等原则而无效。
韩国大法院尤其明示,该约定是否在成为股东之前签订、是否采取与新股认购合同相分离的合同形式,均不改变结论。以“时间”或“文件数量”为标准拆分新股认购与回收保障约定的做法,终究只是掩盖以公司资金补偿特定股东投入资本这一结构的形式而已。该判决阻断了针对与新股认购相结合的回收保障约定的形式化抗辩逻辑,并明确提出了此后法院对保本型结构的基本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项判决(2022다290778):即便全体股东同意,“保本”也无法存续
2022다290778案将这一讨论推进了一步。基本结构相似。公司发行种类股,投资者约定认购该种类股,并与公司及代表董事签订投资合同、缴纳股份认购款。该投资合同中包含如下条款:若发生未能在一定期限前完成产品注册、采购注册等约定事由,本案投资合同即时失效,公司与代表董事应连带向投资者返还投资款全额。此外,还一并设置了由负责研发的股东对公司及代表董事上述义务提供连带保证的约定。投资合同、新股认购、投入资本回收保障约定、个人责任约定被结合为一体。
韩国大法院首先重申股东平等原则。在与公司的关系中,股东原则上有权按各自持股数按比例获得平等待遇,公司仅向部分股东赋予优越权利或利益的约定,除有特别情形外无效。不过,并非一律禁止一切差别待遇;综合考虑差别的内容与目的、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关系、与相关法令的符合性、对其他股东造成不利的程度、股东是否同意及同意比例、公司是否上市、财务状况、治理结构等,也可能存在可被正当化的差别待遇。
然而此类例外亦有明确界限。旨在绝对保障股东回收投入资本的金钱支付约定,危及公司的资本基础,并使其脱离作为股东应承担的本质责任,从而赋予特定股东超出Commercial Act所容许范围的权利,故属于法秩序不予容许的违反强制性规定。因此,无论是否取得全体股东同意,此类约定对公司均不能认定效力。至此,“既然全体既存股东都同意,就应予容许”的抗辩失去立足之地。就对公司的范围而言,保本型新股认购、投资合同结构在其本质上不被容许这一点已然明确。
对公司无效,但对个人仍存责任——代表、股东个人保障的法律效力
本案的另一核心在于如何处理与公司分离的个人责任。关于对公司的投资款返还约定,韩国大法院与此前判决一致,以违反股东平等原则为由认定无效。但对于原审以股东平等原则为依据一并否定对代表董事及负责研发股东的请求的判断,认定属于误解法理而予以撤销发回。股东平等原则终究是适用于股东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于股东与其他股东、董事个人之间的合同。
韩国大法院认为,应综合约定的文义、签订经过、目的、担保结构等,判断个人所承担义务的性质,即究竟是从属于公司债务的连带保证债务,还是独立于公司债务的连带债务。以该部分审理不足为由撤销发回原审,明确了并非因对公司的保本型约定无效,对个人的责任便当然消灭。归纳而言,对公司的投入资本回收保障约定依股东平等、资本充实原则原则上无效,但同一条款对个人则可依合同的内容与结构在相当范围内产生责任。
“看人投资”一语的两面——投资促进装置,还是创业者的镣铐
使个人承担投入资本回收保障责任的结构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在初创、成长阶段企业中可发挥促进投资的功能。公司自身成立时间不长,仅凭财务报表或业绩往往难以获得信任。相反,创业者个人在行业经验、专业性、既有声誉、个人信用等方面,可能比公司拥有更高的信用度。此时投资者“看人”而非“看公司”投资的一面较强,创业者在一定范围内保障本金回收或至少约定承担一定损失的结构,便成为支撑投资决策的有意义的信用增强装置。创业者承接自身部分责任的约定,也有促使其更加诚实、忠实地投入公司经营的效果。对“自己承担责任的公司”的经营责任感,有些方面难以仅靠薪酬或股票期权形成。
另一方面,这种结构也可能成为抑制初创企业创业与融资的因素。在事业失败风险本质上较高的初创企业领域,若公司的失败直接连接到创业者个人的破产风险,优秀人才可能对创业本身犹豫不决。尤其在如韩国这样对失败的社会宽容度不高的环境中,“以公司名义取得的出资款由个人保本的结构”可能导致向创业者过度转移风险。从实际纠纷中个人住宅、工资债权亦成为假扣押、强制执行对象的案例来看,保本型新股认购结构超越单纯投资条件、成为制约创业者个人整体生活的镣铐的风险确实存在。
在经营权纠纷现场,保本约定如何作为“力量”发挥作用
韩国大法院的两项判决以这种两面性为前提,首先采取了明确阻断对公司的保本型约定的方向。因为公司仅向特定股东保障投入资本回收,不仅属于规避资本充实原则的实质出资返还,还因赋予其相对其他股东事实上的优越地位而导致侵害股东平等原则。作为替代,对于个人责任部分则留出了可依合同解释与债务性质另行审查的余地。这既为“看人投资的结构”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功能开启了通道,同时也是一种警示:其责任的范围与性质必须在法理上受到严格检验。
平时,这些条款可能静静沉睡在文件之中。因为在公司成长、后续投资完成、上市或并购等退出战略日渐显现的阶段,各方当事人都以成功情景为前提行动。然而,一旦因销售不振、技术与许可审批延迟、资金市场紧缩等导致后续投资受阻,与新股认购、投资合同相结合的投入资本回收保障约定便立即化为现实压力。尤其在经营权纠纷阶段,资金压力会直接导致表决权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变化,该条款便会走到纠纷的前台。
此外,可能在法律上无效这一情形,并不会立即消灭该条款的谈判力。是否无效,只有在最终判决中才得以确定。在此期间,除诉讼费用与时间外,还可能发生假扣押、假处分等保全处分、信用度下降、交易对手与金融机构态度变化、核心人才流失等难以挽回的损失。公司可以股东平等与资本充实原则为依据进行防御,投资者则可举出合同文义与担保结构强化施压。若其中还结合了个人责任约定,纠纷随即还会伴随“公司对个人”的格局。
结论——对公司无效到何种程度,个人又须负责到何种程度
归根结底,重要的并非文件的标题,而是这些文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若附属于新股认购、投资合同的投入资本回收保障约定,超越单纯的投资者保护,成为仅对特定股东事实上确定其投入资本回收的结构,则该约定应被视为已脱离公司法所容许的出资框架。对公司而言,此类约定因违反股东平等、资本充实原则而原则上无效;对个人而言,则可依约定的结构与内容在相当范围内产生责任。
因此,保本型新股认购合同已不再是单纯的“投资合同”问题。在出资的形式与确定债务的实质相冲突之处,这是股东平等、资本充实与个人责任等规范同时发挥作用的复合结构问题。站在处理经营权纠纷的立场,需要从合同签订阶段一直追踪到纠纷的最终阶段,弄清这一句话对公司在何种范围内无效、对个人可在何种范围内产生责任。唯有经过这一过程,才能对“保本型新股认购合同在何种范围内有效”这一问题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