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也是老板,爷爷什么时候会受到处罚?”
模具制造企业A代表最近在收看有关重大事故的电视新闻时,被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突然抛出的问题震住了。A代表诉苦说:“连孩子都会说这种话,说明整个社会在重大事故问题上过度暴露于‘处罚’一词”,“在现场,比起预防重大事故的方法,‘一旦被查就完了’的恐惧先起了作用。”他认为,“重大灾害处罚法”这一名称本身就给现场和国民认知带来了过度的不安与萎缩。他强调:“如果立法宗旨在于预防事故、强化安全,那么哪怕只把法律名称改为‘重大灾害预防法’也好”,“在人们的认知中,这部法律被烙印为为了处罚而非预防的法律,自发的安全文化很难扎根。”
两年前适用范围扩大至50人以下事业场所,重大灾害处罚法以预防工伤为目标得以施行,但现场仍将该法的宗旨理解为“处罚”。现场的声音是,法律名称和制度设计本身使所有经营者都被视为潜在的处罚对象,而不是着眼于灾害预防,从而使企业把精力投入到法律应对而非强化安全上。
23日,据韩国经营革新中小企业协会(MainBiz协会)去年12月对369家MainBiz企业实施的“重大灾害处罚法认知及应对实态调查”显示,对“法律施行后最大的变化”这一问题,回答“现场安全文化及劳动者安全意识提升”的占39.0%(多选)。但回答“经营和投资趋于保守、萎缩(33.6%)”“经营层业务负担及司法风险增加(29%)”“安全投资扩大导致财务负担增加(23.6%)”的比重也很高。也就是说,在产业现场,因“处罚”带来的经营负担大于正面效果。实际上,法案的主要问题点中,“不考虑中小企业现实的一刀切适用”以78.0%居首,其后依次为“经营责任人义务范围不明确(48.5%)”“以处罚而非预防为主(45.5%)”“处罚程度过重(40.9%)”。
业界认为,随着这种认知蔓延,比起预防事故,事故发生后与遗属达成和解或聘请律师成了优先事项。在京畿道安山经营50人以下事业场所的B先生说:“比起如何加强安全投资,会先考虑事故发生后在法律上该如何应对”,“重大灾害处罚法施行后最先想到的就是‘聘请律师’和‘与遗属和解的问题’。”实际上,因2022年庆南梁山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发生劳动者死亡事故,该企业代表以违反重大灾害处罚法的嫌疑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但在二审被减刑为缓刑。二审法院解释量刑理由称:“违法后果严重、罪质不轻,但考虑到与公司达成和解的遗属请求从轻处理。”对于此次判决,中小企业界认为,更加重视与遗属和解或聘请律师的做法将会延续。产业现场的声音是,重大灾害处罚法正在助长纠纷与诉讼,而非预防事故。
专家也指出,法律的一刀切适用正在模糊预防事故这一本来目的。一位产业安全专家表示:“仅靠以处罚为中心的路径,安全文化难以扎根”,“必须同时推进与企业规模和条件相适应的分阶段义务设定,以及以预防和支援为中心的制度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