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备受世界尊敬的数学家、空气动力学权威西蒙·纽康断言,人类的动力飞行在实用上不可能实现。这并非无知之言。以当时的物理学、计算以及材料和发动机水平来看,他的结论是合理的。只是他的判断有一个前提:未来也将处在现在的延长线上。而仅仅18个月后,未接受过正规空气动力学教育的莱特兄弟打破了这一前提。
这一事例与其说是个人的误判,不如说是象征性地展示了专业性如何被自身的局限所困。韩国社会存在过度信赖大学专业和资格证作为专业性核心标准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合理的。标准化的教育和资格体系降低了社会信任成本,在需要担责的领域发挥了最低限度的安全装置作用。问题发生在这一标准被误认为可自动保证思考可信度的装置之时。
在现实中,"那不是你的专业"、"你没有资格,怎么能说这种话"这类句子并非用于逻辑检验,而常被用作阻断讨论的手段。那一刻,争论的标准便不再是依据和数据,而是履历和名片。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有趣的对比。被评价为硅谷代表性创新思想家的彼得·蒂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专家。他共同创办贝宝之后,作为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带动了脸书的早期成长,此后对众多科技企业和初创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的大学专业既不是计算机工程也不是经济学,而是哲学。
蒂尔执着挖掘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们理所当然接受的前提、竞争的定义,以及回避失败的集体心理。如果以专业为中心的思维是绝对标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可能在初期阶段就被当作"缺乏现实性"或"非专业主张"而被排除。他的经历象征性地表明,创新的出发点往往不是既有专业知识的积累,而是对既有信念的质问。
专业性还有另一个结构性风险,那就是沉没成本。在一个领域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越多,人越会无意识地去防卫该领域。新的方法被视为"不现实",不同的框架被贬为"不专业"。此时,专业性开始不再是公共资产,而成为抵挡变化的屏障。
这一过程累积起来,专家群体便逐渐既得权力化。即便并非有意,话语权也会集中于内部,外部提出的问题则被置换为不成熟或危险性。这在短期内或许稳定,但长期看会造就一个无法察觉变化信号的社会。西蒙·纽康的错误与其说是个人的失败,不如说是集体前提固化的结果。
当然,反驳也有其正当性。若打破专业与资格的界限,也存在未经检验的主张和情绪化煽动泛滥的风险。因此,需要做的不是削弱专家,而是改变对待专业性的态度。
专业性应是假设,而不是答案。专业与资格不应是话语权的终点,而应是更严格检验的起点。为迈向创新社会,所需要的是能把专业性本身也置于检验对象之上的知识谦逊。我们现在应当自问:我们是在信赖专业性,还是在崇拜它?而在混淆这一差别的同时,是否正在过早地淘汰另一对莱特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