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作性质,没时间去医院时很有用,可现在据说只有残疾人、岛屿地区居民、复诊患者等才能就诊,已经没有理由使用这款应用了。”
这是2023年6月远程诊疗转为示范项目、对象被大幅限制为“30日内因相同症状接受过面诊的复诊患者”、连药品配送也被禁止时涌现的评论之一。允许范围缩小带来的混乱直接转化为患者的不便,多达30余个平台中过半数关门或转变商业模式。媒体批评政府扑灭了新增长动力的火苗。
随着国民不便加重,政府经过扩大夜间、节假日初诊范围后,于2024年2月因医政矛盾影响重新全面开放。并且终于在去年12月,远程诊疗实现法制化,将于今年年底施行。这是历经6年取得的制度成果,但现场期待与忧虑并存。因为决定制度实效性的“细节”——施行令仍未落定。政府为坚持以复诊为中心的原则,正在研究将初诊远程诊疗限定于同一地区内的诊所,并将处方药品及处方天数限制为最多7日。但这一设计忽视了患者实际的就医行为和现场声音。以在上级医院获得糖尿病药处方,或定期在社区诊所服用脱发药的患者为例。
一旦原先就诊的医疗机构不开展远程诊疗而不得不另找医院,该患者就被划为“初诊”。虽是一直在服用的药,却仅因“行政意义上的初诊”而被限制处方天数。结果越是需要持续管理的患者,越难感受到制度的实效性。除非原就诊医院积极参与远程诊疗,否则所有国民实质上都被推到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关注:过去6年可由医生判断开出最长90日的处方,期间并未发生特别问题。尽管如此,仍以安全性为名引入一律管制,只会提高远程诊疗的门槛。
归根结底,远程诊疗的最终目标是构建健康的医疗生态:轻症患者由远程诊疗吸收,面诊集中于重症治疗。但在远程诊疗仅占全部门诊0.2%~0.3%的初期阶段就施加强力的一律管制,可能阻碍刚刚萌芽的制度成长,只带来患者的混乱。
允许远程诊疗并不意味着面诊消失。当下需要的不是无条件禁止,而是构建医疗数据对接、过度处方监测等安全装置的“基础设施优先战略”。把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重复处方与高风险症状的初诊一同捆绑限制的机械式管制需要重新审视,需要像日本等主要国家那样,既守住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的制度设计。期待2026年12月我们将面对的远程诊疗不止停留于形式化的制度,而是真正为国民生活作出实质贡献的体系。如果法制化的目的在于便利而非管控,施行令就不应是把国民推到制度之外的墙,而应是将其纳入其中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