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显示,在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后回国并持续接受治疗的推定患者人数已超过1万人。分析认为,由于器官捐献率低导致移植等待期延长,部分患者不惜承担伦理与医学风险,前往海外进行器官移植。
21日,据共同民主党议员김윤办公室从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获得的资料,截至2025年7月,在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并在国内获得免疫抑制剂处方、但无国内手术记录的累计患者共计1万388人(未统计2010年以前的国内手术记录)。免疫抑制剂主要在器官移植手术后为防止感染等而处方。该患者规模相当于同期在国内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并获得免疫抑制剂处方患者人数的约三分之一。
在无国内手术记录却获得免疫抑制剂处方的患者中,肾移植患者最多,为6726人,其后是肝移植(3492人)、心脏移植(145人)。其他器官移植患者为22人,还包括角膜和肺移植患者各1人。
推定在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持续维持在1万人规模,原因在于国内难以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
20日,据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登记机构(IRODaT)数据,2024年韩国每100万人口器官捐献者为7.75人,在63个受调查国家中仅排第42位。与全球第一的西班牙(53.9人)相比,相差约8倍。西班牙之后依次为美国(49.70人)、葡萄牙(36.67人)、比利时(35.81人)等,西方国家位居前列。相反,泰国(6.06人)、台湾(5.77人)、中国(4.73人)、日本(1.13人)等亚洲国家甚至低于韩国。属于儒教、佛教文化圈的亚洲国家器官捐献者人数远低于西方国家。
在此背景下,海外器官移植需求持续存在,甚至被用于器官贩卖等犯罪。为此,国际社会一直努力阻止海外移植本身及非法器官交易。2008年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明确禁止器官买卖和移植旅游,强调各国政府的责任。2010年的《马德里决议》提出自给自足原则,即各国应努力在本国内为本国患者筹集所需器官。此外还有强调器官捐献自愿性、无偿性、透明性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目前国际社会共享这一“伦理移植三大规范”。
但就韩国而言,很难完全消除海外器官移植需求。器官移植等待期越长,生存可能性越低,部分患者即使知道风险很高也会考虑海外手术。问题在于海外移植同时存在伦理与医学风险。庆熙大学移植外科教授安亨俊指出:“在海外,有的情况是未对捐献者进行充分检查就移植了状态不佳的器官,或部分国家医疗水平低于韩国,术后患者管理不到位”,“因此回国后存在预后恶化的隐忧”。
韩国也认识到这一问题,2020年通过修法对在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赋予向卫生部门申报的义务。现行器官移植法第27条之2规定,在国外接受器官移植者须在回国后30日内向国立器官移植管理机构申报移植医疗机构等信息。但由于没有处罚条款,实际上不具强制力。修法后至2025年底的5年间,受理的申报仅5件。5件均为肾脏,手术国家为中国2件、柬埔寨2件、日本1件。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理事金晃浩表示:“近期柬埔寨案例引发关注,但非法器官买卖及海外移植手术问题并不局限于特定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新冠疫情之后,多个国家很可能存在非法器官移植,但在现行法律体系下连掌握实情都很困难”。他强调:“为提高国外移植申报制度的实效性,有必要修改只有申报义务而无处罚的现行法律。”
专家们一致认为,要减少海外移植手术,必须夯实国内器官捐献基础。器官捐献和移植手术相对活跃的海外主要国家引入了“选择退出”制度,使器官移植大幅活跃。在器官捐献领域,选择退出是指生前若未明确表示拒绝捐献器官,则视为死后同意捐献的制度。全球器官捐献最活跃的西班牙于1979年引入该制度,约10年后捐献者人数开始大幅增加。专家分析认为,医院内配备专职协调员、国家主导的常设管理体系与全民宣传活动共同发挥作用,使捐献文化得以扎根。特别是“您对他人而言是完美的人”等公共宣传活动,使器官捐献被视为社会价值而非个人抉择。
美国与韩国一样维持选择加入制度(只有生前登记捐献意愿才可捐献的体系),但器官捐献活跃度位居全球第二。这得益于1987年修订《统一遗体捐献法》(UAGA),规定若逝者生前未明确表示反对,家属可决定捐献,从而完善了制度。同时以器官获取组织(OPO)为中心构建了细密的移植网络,维持较高捐献率。不过学界分析认为,相比仅依赖捐献者善意与参与的选择加入,选择退出对扩大器官捐献影响更大。实际上有研究结果显示,若美国引入选择退出制度,50万人可额外获得4300年至1万1400年的生存时间。
韩国国内也曾多次讨论引入选择退出制度,但因社会接受度和共识不足最终未能跨过门槛。2018年韩国保健福祉部国政监查中,时任保健福祉部长朴凌厚在回答有关引入选择退出制度的质询时划下界线,称“在我们社会恐怕难以被轻易接受”,“首先需要社会讨论和形成共识”。这是基于国民情感上对将器官捐献转为“推定同意”仍存在较大排斥心理的判断。
7年过去,情况仍未发生太大变化。据保健福祉部国立器官组织血液管理院实施的《2025年器官、人体组织捐献国民认知调查》,对于本人未明确拒绝即视为有器官捐献意愿的选择退出制度,赞成为30.1%,反对为27.3%,两者势均力敌。赞反差距处于误差范围内,因此有评价认为难以认为已充分形成引入该制度所需的社会共识。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院长李三烈表示:“国内也从数年前起就为引入选择退出制度举行听证会等”,但“如果在社会共识形成之前推动制度引入,反而可能扩散对器官捐献的负面认知,因此首先需要提高捐献意愿登记率等,形成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