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者与器官移植受者之间的供需失衡已到惨烈程度。尽管政府修改了法律并开展了各种支援活动,但最近10年间年度器官捐献者数量骤减35%。
据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20日消息,2025年脑死亡器官捐献者为370人,较上年的397人减少6.8%(27人)。在2024年首次自2011年(368人)以来回落至300多人之后,捐献者进一步减少,退回到14年前的水平。
韩国于2000年制定《器官等移植相关法》,将脑死亡器官移植法制化,并在疾病管理本部下设立器官移植管理中心,禁止器官买卖等行为。到2005年(91人)为止一直不足100人的国内器官捐献者,以2011年器官获取机构法律依据、以及出现脑死亡推定者时须通报器官获取机构等条款为核心的器官法修订为契机,重新转为增长。但在2016年达到573人的峰值后持续下滑,10年间减少35.4%。脑死亡器官捐献骤减的背景中,除了对遗体损伤的恐惧、对脑死亡理解不足等痼疾之外,还有新冠疫情以及医政矛盾导致的医疗空白等复合原因。
特别是一线医疗人员将2018年制定的《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的悖论》视为重要原因。维持生命医疗决定制度的引入,是为了帮助处于临终过程的患者通过拒绝或中断医学上无意义的维持生命医疗,从而有尊严地结束生命。截至去年年底,预立维持生命医疗意向书登记者已达约320万人,为公众广泛知晓,实际作出中断维持生命医疗决定的案例也在稳步增加。登记中断维持生命医疗的患者家属,在患者潜在确定将脑死亡的情况下,可在脑死亡之前合法要求“中断治疗”。没有康复可能的患者中断维持生命治疗后,通常在30分钟内死亡。如果患者生前未登记器官捐献意愿,或遗属反对,就无法进入脑死亡判定程序,器官捐献机会也随之消失。选择有尊严死亡的人增多,却悖论式地剥夺了潜在脑死亡者的器官捐献机会。
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的制度设计也存在盲点。从决定中断维持生命治疗、医生宣布死亡的那一刻起,患者家属即刻摆脱人工呼吸机、心肺复苏等治疗费负担。然而一旦同意“脑死亡器官捐献”,情况就180度改变。政府依据器官法第32条,以丧葬费及诊疗费名义向遗属最多支付540万韩元,但这仅限于实际完成捐献的情形。若因捐献者状态突然恶化、医学上不适合等原因未完成移植,则只支付丧葬费(360万韩元)。
高丽大学安岩医院重症外科教授李在明表示:“即便同意器官捐献,通常也是由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承担通过第一次脑死亡检查当日零时起产生的医疗费”,“潜在脑死亡者即使同意捐献,在通过第一次脑死亡检查之前,脑电波检查或为维持患者生命体征的医学管理费用仍须由家属承担。”而且这还是支付固定金额的“定额制”方式,相关程序一旦拉长,补助金往往远远不够实际发生的费用。据大韩重症医学会数据,在通报脑死亡推定后因未达到脑死亡判定标准而捐献落空的情况约占15.5%,因等待程序期间患者死亡(心脏停搏)而失败的占9.9%(802例)。本可以救人的器官中相当一部分正被浪费。李教授强调:“出现了让出于善意决定捐献的患者家属承受经济不利的结构性矛盾”,“亟需进行制度改善,灵活放宽脑死亡判定程序,并由国家全面承担捐献过程中产生的治疗费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