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0 | 박지수 기자

选择退出制的西班牙每百万人器官捐献53.9例…韩国7.7例,相当于14年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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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赴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持续维持在1万人规模,原因在于国内无法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

据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登记机构(IRODaT)20日数据,2024年韩国每100万人口的器官捐献者为7.75人,在63个受调查国家中仅列第42位。与世界第一的西班牙(53.9人)相比,差距约8倍。排在西班牙之后的是美国(49.70人)、葡萄牙(36.67人)、比利时(35.81人)等,西方国家占据前列。相反,泰国(6.06人)、台湾(5.77人)、中国(4.73人)、日本(1.13人)等亚洲国家甚至低于韩国。属于儒家、佛教文化圈的亚洲国家器官捐献者数量明显低于西方。

正因如此,赴海外移植器官的需求持续存在,甚至被用于器官走私等犯罪。为此,国际社会一直努力阻止跨境移植本身和非法器官交易。2008年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明确禁止器官买卖和移植旅游,并强调各国政府的责任。2010年的《马德里决议》提出自给自足原则,要求各国努力在本国内为本国患者提供所需器官。此外还有强调器官捐献自愿性、无偿性、透明性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目前国际社会共享这一“伦理移植三大规范”。

但就韩国而言,很难完全消除海外移植需求。移植等待期越长,生存可能性越低,部分患者明知风险很高仍会考虑赴海外手术。问题在于海外移植同时存在伦理与医学风险。庆熙大学移植外科教授安亨俊指出:“在海外,有时在未对捐献者进行充分检查的情况下移植状态不佳的器官,或者部分国家医疗水平低于韩国,术后患者管理不到位”,“因此回国后预后可能恶化”。

韩国也意识到这一问题,2020年通过修法,规定在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有向卫生部门申报的义务。现行器官移植法第27条之2规定,在国外接受器官移植者须在回国后30日内向国立器官移植管理机构申报移植医疗机构等信息。但由于没有罚则条款,实际上缺乏强制力。修法后至2025年底的5年间,实际受理的申报仅5件。5件移植的器官全部为肾脏,手术国家为中国2件、柬埔寨2件、日本1件。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理事金煌浩表示:“最近柬埔寨的案例被曝光,但非法器官买卖和跨境移植手术问题并不局限于特定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新冠疫情之后,多个国家很可能存在非法器官移植,但在现行法律体系下连实情都难以掌握。”他强调:“为提高国外移植申报制度的实效性,需要修改只有申报义务却无处罚的现行法律。”

专家一致认为,要减少赴海外移植手术,必须夯实国内器官捐献基础。器官捐献与移植手术相对活跃的海外主要国家引入了“选择退出”制度,大幅提升了器官移植活跃度。在器官捐献领域,选择退出是指生前若未表明拒绝捐献的意愿,死后即视为同意捐献的制度。全球器官捐献最活跃的西班牙于1979年引入该制度,约10年后捐献者数量开始明显增加。专家分析认为,医院内配置专职协调员、国家主导的常设管理体系与全民宣传活动共同发挥作用,使捐献文化得以扎根。特别是“您对他人而言是完美的人”这类公益宣传,使器官捐献被视为社会价值而非个人决断。

美国与韩国一样保持选择加入制度(只有生前登记捐献意愿才可捐献的体系),但器官捐献活跃度位居世界第二。这得益于1987年修订《统一遗体捐献法》(UAGA),在死者生前未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允许家属决定捐献。同时,以器官获取组织(OPO)为中心构建了细密的移植网络,维持了较高的捐献率。不过学界分析认为,相较仅依赖捐献者善意与参与的选择加入,选择退出对扩大器官捐献影响更大。实际上有研究结果显示,若美国引入选择退出制度,50万人可额外获得4300至1万1400年的生存时间。

韩国国内也多次讨论引入选择退出制度,但因社会接受度和共识不足最终未能跨过门槛。在2018年韩国保健福祉部国政监查中,时任保健福祉部长官朴凌厚在回应有关引入选择退出制度的质询时表示“在我们社会恐怕难以被轻易接受”,“首先需要社会讨论和形成共识”,划定了界限。这是基于国民情感上对将器官捐献转为“推定同意”仍存较大排斥感的判断。

7年后的今天,情况并无太大变化。据保健福祉部国立器官组织血液管理院实施的《2025年器官及人体组织捐献国民认知调查》,对于本人未明确拒绝即视为有捐献意愿的选择退出制度,赞成为30.1%,反对为27.3%,势均力敌。由于赞成与反对的差距处于误差范围之内,有评价认为难以认定已充分形成引入该制度所需的社会共识。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院长李三烈表示:“国内数年前就开始举行引入选择退出制度的听证会等”,但“若在社会共识形成之前推进制度引入,反而可能扩散对器官捐献的负面认知,因此首先需要提高捐献意愿登记率等,形成社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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