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谁?”这是据称源自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著名表述,暗示一种排除一切原则、只追求权力的思维方式。其逻辑是:权限或权力的行使并非由抽象规则来正当化,而是当正确的人为了正确的人对错误的人施加时才正当。这显然是警察国家的公式,而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以国民同意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公式。然而,在民主国家中,“谁,对谁?”式的思维方式也时常冒头。
2012年,由法学教授组成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一项以202名成年人为对象的实验结果。参与者在获得有关在敏感设施前示威的法律条文后,被要求判断警方驱散示威是否正当。其中一半人看到的是反堕胎者在堕胎诊所前进行的示威,另一半人看到的是在大学就业支援中心前,军方募兵官进行面试期间,有人反对军方对同性恋军人的“不问不说”政策的示威视频。实验结果与其说令人惊讶,不如说令人失望。
支持堕胎权的人和反对“不问不说”的人认为,警方将示威者从堕胎诊所驱离是正当的,但在募兵办公室前驱散示威则是不当的。持相反观点的参与者尽管从相同事实出发,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得益于互联网,我们已多次目睹这种实验的现实版,从凯尔·里滕豪斯案,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枪杀一名女性的事件。
围绕这些事件的争论,呈现出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实的人分成两个阵营、猛烈指责并憎恨对方的极端对立局面。不完美的人类无法完全摆脱“谁,对谁”的思维框架。警察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权限。正因如此,当有人进入家中时,首先确认对方是否是警官就很重要。同样,把一位违法的中西部老奶奶当作毒品卡特尔成员来对待,也是不合理的。
笔者强烈反对拦阻ICE人员车辆的行为,但仅凭这一点不能成为开枪击杀的理由。ICE的行动是否必要、是否不道德并不重要。蕾妮·古德当时是想从现场逃离,还是不服从联邦执法人员的命令,甚至都不成问题。ICE人员已拍下了蕾妮的车牌照片,如有必要完全可以上门将其逮捕。真正重要的是,当时ICE人员是否真心相信蕾妮威胁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我们的社会不应像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之后那样,因警官是善还是恶的争论而两极化。我们所有人都关心公共秩序,因此削减警察预算是偏离正道的运动。但我们同样关心对警察权限的规制。我们希望生活在不会有人因为不服从警官指示而被开枪的世界。
我们需要警察。但我们也需要防止警察滥用权限的安全装置。因此必须承认:执法人员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既不是总是错也不是总是对。一线治安人员中难免混有心存恶意者或做出错误判断者,因此偶尔会发生不合理的枪击事件。为了公共安全和警察的合法性,必须让后者承担责任。
笔者难以理解一些保守主义者的确信:他们通过多角度拍摄的视频亲眼看到了事件全貌,却仍将乔纳森·罗斯所称蕾妮试图用车辆伤害他的说法当作明确事实来接受。当然,这并非最终结论。进一步调查和更多新视频将揭示更多细节事实。
遗憾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关于谁有过错,我们的意见极端分裂。尽管这种情况本应以彻底而严正的调查为前提,但在事发仅两三小时后就将蕾妮断定为“国内恐怖分子”的特朗普政府,无法让人信任并托付其判断事件真相。而对笔者而言,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比蕾妮的死亡是更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