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扩散、学校和托儿所关门,最先被挤出职场的是母亲们。研究结果显示,在传染病危机中出现照护空缺时,负担集中于女性,有婴幼儿子女的母亲的经济活动明显萎缩。这与“双职工和工作与家庭兼顾已普遍化”的评价不同,表明在危机状况下“独自育儿”结构仍在运作。
据韩国财政学会15日消息,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员金贤熙、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金炳权、明知大学教授禹锡振在近期发表的论文《新冠疫情对婴幼儿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中得出了上述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每千人中新冠确诊者每增加1人,母亲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下降2.02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间平均减少2.49%。相反,父亲仅就业概率小幅下降0.66个百分点,经济活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均无显著变化。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危机状况下,照护与生计的责任按性别出现了明显分化。
尤其是最小子女为5岁以下的家庭,母亲退出劳动市场的现象更为突出。研究指出,随着托儿所和幼儿园使用受限,照护时间骤增,为承担这些照护而减少工作或干脆辞职的选择增多。研究团队分析称:“在缺乏‘出现照护空缺时由谁来填补’的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一负担惯性地转移给了母亲。”
因职务特性产生的差距也很大。可以居家办公的事务职、专业职母亲以保持就业状态、劳动时间减少约2.46%的方式应对。相反,从事销售、服务等必须面对面工作的职业的母亲,经济活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下降约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越是无法灵活工作的岗位,照护负担越直接导致“离职”。
在此过程中,许多母亲倾向于直接转为非经济活动人口,而非停留在暂时休职或求职状态。这表明新冠这一暂时性冲击在结构上动摇了女性的就业稳定性。相反,父亲无论是否处于疫情扩散地区,都维持了90%以上的高经济活动参与率。
研究团队说明,本次研究的意义在于不止停留于简单的“疫情前后对比”,而是细致反映了各地区的扩散程度。研究将感染略有增加的地区与大幅扩散的地区区分分析后发现,确诊者越多,母亲劳动供给的减少幅度越大,这一倾向一致出现。
研究团队建议:“以新冠为契机,危机状况下照护负担被转移给谁已清晰显现”,“需要在扩充公共照护基础设施的同时提高居家办公和弹性工作制度的实效性,并实质性扩大男性育儿休假使用的政策转变。”并强调:“只要不改变每当职场停摆、照护便归结为母亲责任的结构,女性职业生涯中断问题就只能反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