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韩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未如此之高。为延续这一趋势,李在明总统在丙午年新年贺词中41次提到“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就业。政府亦作出回应,9日发布《2026年经济增长战略》,将今年增长率预期定为2.0%,高于韩国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1.8%,并宣布这是“经济大跃升的元年”。
如此增长不会自动到来。政府将积极运用财政并全面动员金融手段,使政府总支出较上年大幅扩大8.1%;为稳定韩元,将加快韩元国际化,并推动外汇市场24小时开放,争取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发达国家指数。
尽管如此,越过“韩国峰值”后被挤到周边国家行列的恐惧正在袭来。这是一种韩国号如今已站在下坡起点的不安。企业迟疑于国内投资,个人追逐高收益投向美国市场,20、30岁青年正在失去希望。青年就业率已达国家危机水平。世代、阶层、地区、产业之间的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国民感到不安。
政府公开表示要以超级财政支撑经济大跃升。本届政府上台后,每月投放32万亿韩元(2025年6~10月M2平均),货币量增幅已创历史最高。M2指流通于市面的货币量。即使货币投放,通胀效果也会因流通速度、金融市场结构、需求恢复程度等而不同。但货币量增加会使货币价值下降,消费者所持货币的实际购买力降低,物价相对上涨,这一点被视为常识。薪资族购买力下降、民生趋紧,而房地产、黄金等实物资产价格上涨,青年越来越难以买房,并放弃恋爱、结婚与生育。在三轮高强度监管叠加供给断崖之下,去年首尔公寓价格上涨8.71%,超过文在寅政府时期的涨幅(2018年6.73%)。这正是过去无数次重演的两极分化加深方式。
汇率同样是问题。尽管政府采取高强度措施,本周韩元对美元汇率仍逼近1470韩元。据Seoul Economic Daily问卷调查,70%的大企业回答,若美元汇率超过1450韩元将难以撑住。事实上,随着个人与年金等海外投资增加,包含投资海外股票、债券所获股息与利息等的投资收益收支,去年1~11月累计达294.06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在如此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下汇率仍未能稳定,原因可能在于国内流动性爆发式增加与国内资本海外投资扩大。今年以来仅6个交易日,美国股票净买入结算规模就达19.42亿美元(约2.8351万亿韩元)。这是因为个人与企业将在海外赚得的美元再投资于海外,而非回流国内。也就是说,企业和股票投资者都不愿投资韩国。
关键在于经济的下层结构,即基本面与企业业绩,以及心理因素。连合同法原理和常识都背离的Commercial Act与劳动法修订,是典型的落后国家式立法。劳动生产率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72%水平,自实行每周52小时工作制以来已连续7年在38个国家中徘徊于第30位左右。反企业的法律与监管给企业喂下了致命毒药,仅靠积极财政与金融手段已无法解毒。要把投资美股的投资者和走向海外的企业召回,除了营造有利于经营的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强化经济基本面之外,别无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