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韩国虽是邻国,但差异之大令“邻国”一词都显得苍白。构成国会的议员出身背景就是其中之一。韩国是法律界人士被过度代表,日本则是官僚和世袭政治人物被过度代表。如果平时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出身的议员是不是太多了?”,那是对的。第22届国会中法律界出身者达61人,占全体的20%。相反,日本国会中法律界人士比重仅为6%~7%。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国会里官僚和世袭政治人物占绝对多数。各国文化与制度不同,很难断言哪一方更好。只是两边都存在明显的副作用,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平衡,这一点让人不得不点头认同。
有人或许反问,法律界出身者多有什么问题,但细看之下问题相当严重。媒体和政治学者称“随着政治司法化,韩国政治已经消失”。本应通过政治解决的事项被交给检方和司法机关判断。呈现出以举报、侦查、审判取代妥协来作出结论的倾向。而且因为事事都热衷于打倒对手,民生课题被推到次要位置的情况屡见不鲜。法律界人士被过度代表的韩国国会景象,很难说是正常的。
从这一点看日本国会,则显露出另一个极端。2024年10月第50届众议院大选结果显示,465名议员中法律界出身者仅30人左右,而按惯例官僚出身者和世袭政治人物大举进入国会。
与韩国不同,在日本以法律界出身进入政界的类型大多是律师,检察官出身者只有两三人,法官出身者有没有一人都难说。这是因为社会对“司法中立性”有严格共识。日本社会认为,执法者脱下制服后直接从政,是损害司法独立的不当行为。日本检方与其说是通往政治的通道,不如说“侦查专业群体”的职业身份认同更强。这是韩国社会值得反复思考的地方。
然而在日本,官僚与世袭政治人物构成的厚重壁垒坚固无比。他们抢占了通往国会的通道,法律界出身者能挤进去的缝隙并不宽。日本社会对“官僚政治”相对宽容。人们认为,有在财务省或经济产业省处理政策的经验,从政也会做得好,予以正面评价。官僚出身者与世袭政治人物一同构成了日本政治的主流。世袭政治是日本特有的景象。他们继承父母的地盘(选区)、招牌(知名度)和钱包(选举资金)后开始从政。就自民党而言,这类“金汤匙政治人物”高达30%~40%。安倍晋三、岸田文雄、河野太郎等我们熟知的政治人物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此类。
在日本众议院,地方政治人物的存在感也相当强。约三分之一的众议员曾任地方议员或基层行政首长。他们从最底层打下地区基础,因而熟悉民生政治,组织能力扎实。
日本政界的特征是:因重视“司法中立性”的文化,法律界人士比重较低,而官僚、世袭政治人物、地方政治人物构成主流
这种结构为日本政治提供了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也付出了丧失活力的代价。在各类专业领域成长起来的人物进入政界的通道变窄,政界日益老龄化、同质化。这正是日本政治对变化反应迟钝、危机应对缓慢、擅长维持现状的背景。
如果说韩国政治是“政争过剩”,日本则更接近“政治无力”。换言之,韩国与日本陷入了不同形态的精英主义。韩国因法律界人士被过度代表,政治成了放大冲突的装置;日本因官僚与世袭被过度代表,政治成了一潭死水。
有替代方案吗?不能以平衡为名引入职业配额制。但政界自身拓宽人才库的选择是可能的。应当改变公荐结构,使在地方议会、市民社会、产业与科技、教育与福利一线成长起来的人物能够进入国会,降低从政门槛成本,并将政治重新设计为“对共同体的服务”而非“特权”。
韩国不是法律界人士的国家。要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国会,就必须大量出现能对共同体负责的政治人物,而不是法官检察官或擅长斗争的政治人物。若再具备尊重对手的态度、包容以及谦逊的公共伦理,那就再好不过。当然,也不能像日本那样官僚和世袭政治人物横行、以致担忧政治消失。我国政界要获得国民信任,就必须摆脱“政治的司法化”,确立对话与妥协的文化,并具备负责任地设计国家未来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