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4 | 서경IN

政治过剩时代的企业危机管理 [李甫亨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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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企业危机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过剩”。在事故的实情或影响尚未查明之前,政治解读与责任争论便先行登场。作为危机原因的技术缺陷或事故立即转化为政治争议,危机状况被当作证明政策失败的素材加以消费。如今危机已无法被控制在企业的围墙之内,它穿过舆论这一粗糙的广场,直奔国会与政府。危机的政治化不再是例外情形或不幸的结果,而成为必须时刻考虑的结构性变量。

最能体现技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案例是波音737 MAX事件。作为波音窄体机型的波音737 MAX,在上市三年多后的2018至2019年,接连发生两起形态相同的事故,由此暴露出该机型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最终该机型于2019年初在全球停飞,直到2020年11月才恢复运营。然而波音737 MAX 9机型在2024年1月又在美国被停飞。

当时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名为自动飞行修正系统的技术缺陷。但事件很快超出了技术范畴。事故发生后,波音强调机体安全性与飞行员培训问题,以法律和工程师的语言展开应对。

然而公众提出的问题却不同。当企业无法回答“这家公司是否在成本与日程压力下把安全置于其次”这一问题的瞬间,事故便从技术问题转化为公众愤怒,而愤怒随即召来政治的语言。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不仅追究公司,还追究监管当局的监督失灵。技术事故扩展为对整个航空安全体系的政治审判。

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并非死亡人数或缺陷的复杂程度。公众在危机状况下不会计算概率,而是看可控性与担责意愿。责任归属先被确定,情绪随之形成,而这种情绪成为监管的依据。危机的政治化既是情绪问题,也是监管问题。

在学术上这也是已被确认的现象。世界级危机管理专家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沟通理论(SCCT)指出,在利益相关者高度认定企业负有责任的危机中,防御性辩解反而会产生反效果。其他风险认知研究也得出同样结论:人们判断风险的依据是公正性、控制意愿和过去的态度,而非概率与数字。在政治过剩的环境中,这种判断更快、更简单。在事实核查结束之前,对责任的认知就已固化,而这种认知又成为政策与监管的依据。

在这一点上,SK电讯的应对值得参考。去年在一系列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中受到重大社会关注的企业正是SK电讯。但事件之后,它通过相对迅速的信息公开、客户告知、更换USIM卡等可见措施,力图减少信息空白。很难说这是完美的应对,围绕赔偿范围也存在争议。尽管如此,在“法律纠纷”之前先把危机认知为“信任管理问题”并加快应对速度,这一点有助于降低政治化的温度。关键在于危机之后的态度。

更具戏剧性的案例是2016年Samsung Electronics的Galaxy Note7召回事件。在电池起火原因尚未明确查明的情况下,三星集团作出了“停产”的决定。这是放弃产品、保住品牌的选择。仅直接损失就超过3万亿韩元,这一决定难以仅用财务计算来解释。然而正因为有了比眼前损失更重要的“绝不在品质上妥协”的果断行动,三星集团才得以跨越全球诉讼与监管的浪潮,恢复信任。关键不是零事故,而是事故之后展现的责任密度。

在政治过剩的时代,企业需要准备的不是华丽的辞令,而是坚实的体系。

首先,在危机初期应尽量减少法律语言。“正在进行法律审查”这样的表述会被公众解读为回避责任的信号。第一条信息应以“严肃认识形势”的共情和“减少损害”的意志为核心。法理是之后的问题。

当然,法律风险管理很重要。但仅靠它并不够。当今的企业危机,首先是在“国民情绪的法庭”而非瑞草洞的法院被判决。即使守法,一旦失去舆论,企业便无立足之地。

危机之后的态度同样重要。为此,比道歉声明更有力的是行动的可视化。比起一纸道歉,首席执行官(CEO)在现场挥汗的身影、与受害者目光相对的一个画面,要强大得多。政治以形象运作,企业的危机应对同样需要创造留在公众记忆中的画面。

危机不是简单的事故,而是企业哲学显现的时刻。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态度比技术、共情比法理更先被评判。若不构建体系、不改变态度,就将迎来第二波、第三波危机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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