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解决捐献器官不足问题推出了建国以来首个综合对策,但仍有诸多难关需要跨越。
据医疗界12日消息,韩国保健福祉部去年发布的《第一次器官·组织捐献及移植综合计划(2025~2030)》,其核心是允许对希望捐献器官的终止延命医疗决定患者实施心脏停止后器官捐献(DCD)。政府和医疗界期待,若允许DCD,器官捐献者将增加约2倍。
DCD是指对并非脑死亡状态的心脏停止患者,根据本人事先同意不实施心肺复苏术,等待5分钟,待全身血液循环停止后可摘取器官的制度。现行法律仅承认“脑死亡器官捐献(DBD)”这一捐献情形,不允许DCD。据世界器官捐献与移植登记处(IRODaT)数据,以2024年为准,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者达53.93人、居世界首位的西班牙,其DCD为27.71人,多于DBD(26.2人)。英国、荷兰等欧洲主要国家的DCD比重也达40~50%。美国在决定捐献器官的49.7人中,接近一半的21.3人(43%)选择了DCD。世福兰斯医院移植外科教授金德基表示:“在西班牙、美国、英国等器官移植先进国家,DCD占全部捐献的40~50%,发挥着挽救生命的核心通道作用”,“在老龄化快速推进的韩国,DCD不是选项而是必需。”
政府期待,若允许DCD,器官捐献者将增加约2倍。保健福祉部提出目标:通过引入DCD等举措,将器官捐献意愿登记率从2024年的3.6%提高到2030年的6.0%,同期每百万人口脑死亡器官捐献者从7.8人增至11.0人,组织捐献者从2.8人增至3.8人。为使器官捐献更为便利,还计划将捐献意愿登记机构从2024年的462处扩大到2030年的904处。福祉部相关人士表示:“预计在遥无期限地等待器官捐献而心焦的患者中,将有相当一部分人受益”,“接受器官移植可提高生活质量并节省医疗费,对国民健康保险财政也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实际上,以2024年为准,因末期肾衰竭而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达79065人,每年产生超过2万亿韩元的诊疗费。
要在韩国允许DCD,首先需由国会修改法律。要使在终止延命治疗决定之前能够进行器官等捐献同意或捐献者登记等捐献程序,必须修改相关法律。国会过去也曾为允许DCD推动修法,但每次都因社会共识不足等原因而告吹。实际上,2023年曾提出《关于器官等移植的法律》修正案,但因2024年5月国会任期届满而自动废弃。此后在第22届国会以相同宗旨再次提出,但讨论旷日持久。김범석大韩移植学会理事长(延世大学医学院肾内科教授)强调:“在韩国器官移植等待者激增的情况下,若不具备立法、预算等具体执行基础,必然导致政策不一致”,“要扩大移植机会并确保器官移植体系的可持续性,DCD制度的法制化和预算保障十分紧迫。”
为引入和推广DCD而进行的预算分配同样紧迫。今年不仅修法,连用于加强认知等的预算也未被纳入,目前连试点项目都难以推进。国民认知改善是修法的重要环节,因此除宣传活动外,通过试点项目衡量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器官捐献的工作也必不可少。
对于综合计划中缺少改善“本人虽有捐献意愿但因家属不同意而未能进行”这一普遍状况的对策,也有人表示遗憾。按现行法律,即使脑死亡者本人生前表明了器官捐献意愿,仍必须取得配偶→直系卑亲属→直系尊亲属→兄弟姐妹等顺位在先的1名家属的书面同意。之后由神经科或神经外科医疗人员实施各项脑死亡判定检查,经院内脑死亡判定委员会审议,才能实际实现器官捐献。在此过程中,也有因器官状态恶化而无法移植的情况。一位神经外科专科医生表示:“尽管本人生前已明确表明器官捐献意愿,但因现行法律须取得家属全员同意,捐献落空的案例不少”,“韩国的脑死亡判定程序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过于严格的一面,在不侵害患者生命权的前提下需要加以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