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举办的全球最大电子与信息技术(IT)展会CES清晰展示了人工智能(AI)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和产业中落地。尤其是物理AI与自动驾驶,把想象拉入了现实领域。韩国也已加入AI主导权竞争。为制定蓝图并执行战略而设立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委员长为总统)成立至今已四个月。以总统令起步的该委员会,依据去年12月在国会通过的《AI基本法》修正案,升格为国家法定机构。国家AI战略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文永12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制造业强大的韩国若将其与AI结合,全球竞争力有望最大化”,并自信地说:“通过官民合作体系,AI三强完全是可实现的目标。”作为韩国第一代IT专家与政策制定者,林副委员长表示:“在作为AI生命线的数据利用方面,必须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合理改善监管”,“首先将学习与服务领域分开,集中力量制定能够差异化放宽著作权、个人信息等数据监管的方案”。
——委员会成立后四个月里最集中推进的课题是什么。
△是完成“AI行动计划”。它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计划,而是包含了可立即执行的具体战略。虽然还有待委员长即总统的最终确认程序,但已经出现了实质性成果。最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合力取得了确保26万张英伟达图形处理器(GPU)的成果,这是提升超大型AI性能所必需的运算装置。为发掘国家代表性AI而推进的“自主AI基础模型”项目,也因国内主要大企业全部参与而取得超出预期的热度。我认为这成为向国民注入“我们也能成为AI时代主角”信心的契机。
——政府提出的“AI三大强国”能否实现。
△我们拥有全球顶尖的高带宽存储(HBM)半导体技术和很高的IT接受度。更重要的是,国民虽然担忧AI带来的岗位流失,但相比监管更支持产业培育,这是一种独特的活力。这是把韩国打造成互联网强国并推动其发展的基础和资产。这源于对政府的信任,也源于韩国国民特有的、希望在新技术中寻找机会的进取意识。特别是我们主攻的“物理AI”,被视为胜算较高的领域。
——AI行动计划提出了“物理AI全球第一”。
△目前软件AI,即大语言模型(LLM)领域由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压倒性领先。但在AI与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工厂等物理实体结合的“物理AI”领域,目前还没有绝对强者。韩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基础。正如最近举行的CES所展示的,现代汽车集团这样的企业收购波士顿动力、将机械智能内化的Atlas等就是代表性案例。美国制造基础薄弱,中国则因技术霸权竞争在全球价值链中受到制约。作为开放社会又是制造业强国的我们若攻占这一空隙,我认为这是完全有胜算的博弈。
——提升韩国AI竞争力最紧迫的是什么。
△是数据。作为基础设施的GPU可以靠政府意志获得,但数据被卡在法律与制度的复杂网络中。特别是著作权与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严重。现行著作权法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无法想象AI将数据代币化、彻底解构再重组过程的时代的遗物。在谷歌的AI“Gemini”已经学习我们的韩文文件数据并给出答案的局面下,只有我们的企业被国内法束缚、断手断脚地参与竞争。这是必须紧急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府正在强调“AI基本社会”这一概念。
△我们通过AI迎来了知识爆发的时代。每月3万韩元就能驱使博士级人工智能。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之间的差距有被极端拉大的风险。因此我个人把AI比作“第二次韩文创制”。世宗大王创造韩文,是为平等分发知识工具、让国民得以表达心意的民本主义。“AI基本社会”同样意味着没有排斥与落伍、全体国民自由运用AI创造自身机会的社会。
——本月22日,《AI基本法》将在全球率先施行。
△此前委员会是基于总统令的组织,因此存在政权更替后其命运可能变得不确定的担忧。但如今被指定为依据法律设立的委员会,组织的地位与位阶得以稳固。它成为立法机构保障的常设组织。这在为国家AI政策不被政争裹挟、从长期视角稳定推进奠定法律基础方面意义重大。
——有声音担忧AI基本法不仅包含促进内容,也包含监管内容。
△首先,与其用监管还是促进的二分法来判断这部法律,更应把它看作支持与促进的依据。它明确把AI技术开发、产业培育、基础设施扩充等作为国家职责,并包含高影响力人工智能标准设定、经营者义务等让国民安全、可信赖的内容。但对于业界指出的AI开发与利用及经营者定义的不确定性、施行时机过于仓促等问题,我们表示理解。因此计划适用至少一年以上的监管宽限(指导)期,优先支持现场适应与准备,而非取缔或制裁。
——若冷静评价韩国当前的AI竞争力。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偿还某种“技术负债”的阶段。距今10年前的2016年,AlphaGo对局在AI方面给韩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但我们实际上错过了那段黄金时间。当时中国在看到AlphaGo事件后,开始把国家力量全部投入AI。而我们当时经历总统弹劾等政治动荡期,未能制定完善政策和进行投资。同时,我们陷入“信息化做得很好的国家”的错觉,未能更快展开对AI的投资。
——尤其与中国的AI差距有多大。
△中国早在2019年就开始在刑事审判中运用AI。当我们还在刷信用卡时,中国已用二维码统一了金融生态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海量数据。在我们自诩“IT强国”的同时,他们以“蛙跳(Frog Leap)”战略开始追赶并超越我们。过度依赖五大核心产业(钢铁、汽车、半导体、造船、石油化工)的僵化产业结构,在AI竞争力层面也无异于加深了危机。
——在数据监管革新方面有何构想。
△首先需要在AI方面实现“学习与服务的分离”。即在工厂内(研发)为训练AI而使用数据要大胆放开监管,而在将其作为服务推向市场时则适用一定标准。此外,对公益目的的AI开发,即使发生问题也免除刑事处罚等特例也很必要。委员会计划通过协调部门本位主义的“漏斗战略”促成这一共识。对特定议题,甚至不排除采用在相关部门达成共识前锁上会议室门的“秘密会议”方式。
——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AI投资超乎想象。在此背景下,韩国式主权AI与生存战略是什么。
△主权AI是为确保我们的选择权与控制权所必需的一种战略资产。因为过度依赖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就只能完全暴露于价格、监管、出口管制等外部变量。差异化对我们是生命线。在韩国具优势的制造、医疗、国防等领域实现模型高端化并连接到实际应用,是有效的战略。计划打造契合各产业需求的专用基础模型,并以全政府协作推进实证推广。归根结底AI也需要通过出口确保竞争力,只要中美对抗持续,必然存在第三地带。我认为在AI领域这一点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机会。
——在AI基础设施必需的数据中心、电网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居民与地区矛盾。
△正如过去马车消失、汽车出现时也有诸多矛盾一样,走向AI社会不可能没有障碍。尤其是数据中心的选址与电力规划很重要。我们正在构思大型数据中心与精小型数据中心的双重战略。计划尽量引导向电力有余量的非首都圈分散布局。为此,政府计划摆脱以大规模发电厂、输电网为中心的模式,通过指定分散能源特区等方式构建在发电地用电的“地产地消型电力系统”,最大限度推动电力需求向非首都圈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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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生于全罗南道光州,毕业于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获延世大学新闻传播研究生院硕士、湖西大学技术经营专门研究生院博士学位。1992年进入韩国PC通信Hitel,后参与Nowcom创始团队,是第一代信息技术(IT)专家。此后历任iMBC媒体中心主任、国会事务处“国会新闻ON”主编,并担任城南市政策辅佐官、京畿道厅未来增长政策官、信息化政策官等职。他曾制作青瓦台网站的原型“青瓦台大广场”,主要著作有《帕雷奥罗斯》《李在明的战斗》《数字市民的进化》《DO IT Facebook》《数字世界进化的方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