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幸福与市民美德的核心手段。他相信,无论是自然法还是实定法,法律都是引导市民走上正道、增进共同体幸福的必要秩序。但他也没有忘记对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发出警告。他在著作《政治学》中强调,“若轻易以新法取代既有之法,法律的力量必然被削弱”,“若修改法律并无多大实际益处……不如放任其存在更为可取”。
如今韩国国会陷入了立法万能主义。上届第21届国会中议员提出的法案达23566件,为历史最高。比首次突破2万件的第20届国会又多出500余件。与第16届国会当时不足2000件相比,2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第21届国会通过的法案为9063件。据国会未来研究院调查,以韩国第21届国会为基准,同期美国国会通过了709件法案。德国为473件,法国和英国分别处理了243件和139件法案。日本同期在议会通过了377件法案。在韩国国会处理9000多件法案期间,这五个国家合计制定了1941部法律。
成立已逾1年7个月的第22届国会又如何呢?据国会议案信息系统,截至本月5日,提交给第22届国会的法案为15440件。与第21届国会同期提交的13895件相比,增加了11.12%。若仅以立法业绩评价,韩国国会议员堪称世界上最勤奋的公仆。但国民并不这么认为。乍看之下国会似乎忠于本职,细看却发现掩人耳目的法案不止一两件。把实质内容完全相同的法案换个名字适用于两部以上法律的“复制粘贴”方式随处可见。
从法案提出数量居前的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的案例来看,有关公营广播相关机构所属高管资格的内容被换个名字分别以《韩国教育广播公社法》《广播文化振兴会法》《广播法》等提出;还有将要求学校或社会福利设施优先使用本地农畜产品的内容仅更换主体,拆分为《婴幼儿保育法》《学校供餐法》《社会福利设施供餐安全支援法律》等法案的情况也不少。将其他议员提出的法案仅改动部分表述后再提出的情形也为数不少。
法案滥提的背景是什么?最主要原因被认为是政治两极化以及以提案数量评价议政活动的风气。在戒严、弹劾政局中,执政党与在野党抛出了大量反映政略利益的法案。共同民主党提出了解散对内乱负有责任的政党的《政党法》修正案等,国民力量党则提出了凸显选举舞弊议题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法》修正案等。意图给对方政党贴负面标签的“防秋美爱法”“防罗卿瑗法”等命名式法案也接连出现。12·3戒严之后,共提出了60多件《戒严法》修正案。每逢议题爆发,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争先恐后提出的“昙花一现法案”也接连不断,政界称之为“拖车法”,形容其如同一发生交通事故就蜂拥而至的拖车。民主党在强制资产总额2万亿韩元以上上市企业实行集中投票制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之后,还在加紧推动包含强制注销库存股等内容的“更强版Commercial Act修正案”。可能压缩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已在国会全体会议通过。
如今韩国国会做秀式的过度立法行为,几乎让亚里士多德的警告显得苍白。虽然不能忽视法案修改的积极功能,但偏重政争而非政策的立法过剩,反而可能助长政治厌恶与社会两极化。法案滥提还有因行政职能扩大而导致预算膨胀和官僚体系扩张的副作用。发达国家议会早已实行立法影响分析。议员们不应执着于虚增立法业绩,而应事前细致分析法律施行的影响,更为慎重地制定真正必要的法律。对于放弃调解社会矛盾职能、只顾量产法案的韩国政治,亚里士多德究竟会给出怎样的分数,令人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