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进入低增长固化阶段,民主主义也显现危机征兆。当前正需要通过对话与妥协推动国家改造的领导力。尽管如此,政界仍困于阵营逻辑,忽视为经济创新所需的结构改革,反而在煽动国民矛盾。郑炳石美丽书堂理事长(前劳动部次官)5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韩国的危机,如增长停滞等,源于国家系统即制度的失败,具体而言是法律制度与社会规范文化的危机”,“以开放、包容的方式整顿法律制度并确立先进社会文化,是大韩民国最紧迫的课题”。郑理事长说,“朝鲜王朝的失败源于制度的失败,而今天仍存在法治混乱、监管滥用等诸多风险因素”,“本已存在大量管制性、封闭性制度,导致社会僵化与生产率下降的法律和制度却仍在增加”。他强调,“我国具备充分的持续增长潜力”,“问题在于是否有领导者能够不顾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强力推进创新”。
—现在的大韩民国经济是否处于危机局面?
△考虑到增长停滞、国民与企业活力下降、快速老龄化、青年一代的挫折等,属于危机状况。瑞典诺贝尔委员会认可国家的各种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最重要的影响,自1993年道格拉斯·诺思开始,到去年为止已向近10位制度学派学者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按照制度学派的观点,制度必须自由且包容,经济才能增长,社会才能发展。国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将拥有强有力政府、能够正确执行高效法律制度,并具备法治与先进社会文化的国家定义为强国。我们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问题。
—您认为今后大韩民国可能崩塌的最坏情景是什么?
△就是社会与政治矛盾加深,导致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陷入危险。这意味着1948年制定的宪法所规定、至今使韩国繁荣的体制被解体。约翰·洛克与亚当·斯密在理念上确立的自由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在公正的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并切实施行时才有保障。在韩国,作为其基础的法治正处于危机之中。
—著作《朝鲜为何崩溃》这一提问对韩国社会有何启示?
△朝鲜王朝是一个连“必须发展经济才能改善民生”这种观念都没有的国家。建国初期虽鼓励农耕与养蚕,但因士大夫领导层的“农本商末”政策,工商业者极受轻视。此外,朝鲜的道德政治过于观念化、形式化,实际也难以执行。领导层中盛行党派主义,对自己一方违反规范视而不见,只指责对方的不当行为。我认为这类问题在今天依然延续。
—外界评价我国的社会信任资本薄弱。
△守法意识、相互信任、承认彼此差异的宽容等社会文化仍显不足,社会对立与矛盾不断升高并两极化。这类矛盾主要由政界等领导层引发,并扩散至整个社会。信任首先在于遵守社会既定的规范。只有从领导层开始形成遵守规范的文化,才能形成信任社会。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韩国列为包容性制度的成功模式。
△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教授所指出的,朝鲜王朝的制度具有封闭性、榨取性,而韩国的制度已转变为开放性、包容性。如今,曾是过去经济增长核心基础的开放、包容的民主体制正在动摇,经济管制不断累积。近期的增长停滞,主要原因是各种管制限制了企业活动,通过创新提升生产率的进展迟缓。一边说要追求增长,一边却通过Commercial Act修订、黄色信封法、每周52小时工时制等进一步强化管制。分配蛋糕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靠放松财政来推动增长并不可持续,而是把负担转嫁给后代的不负责任态度。
—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解法是什么?
△正如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教授的理论所言,对增长停滞的韩国社会而言,营造“增长的文化”和面向创新的开放型生态系统是紧迫课题。要让有用知识与技术不断积累、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创新,就必须营造容许批判与试验的开放文化、知识竞争、社会信任以及学术自由等开放而具竞争性的氛围。这意味着不仅在法律制度上,在社会文化上也必须强化开放性,创新才能持续,增长才能延续。
—领导者应具备怎样的姿态?
△韩国人智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富有创意且充满活力。我确信,只要保障自由活动,就会促进持续发展。问题在于领导层只看眼前选票,缺乏推进创新的勇气,只寻找容易的片面办法。前瑞典首相塔格·埃尔兰德执政23年间,通过持续的对话与说服打造了瑞典式福利模式。作为领导者,应当具备以国家发展和国民幸福为最优先的国家观。当前正是需要以勇气和愿景,发挥能够果断打破既得利益的领导力的时刻。为此,应聚焦于完全实行法治、政策透明与强化竞争等,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确立程序正当性并提高透明度。
—国家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理想的关系是什么?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规定的,在国家运营中各阶层分工、互不干涉并各尽其责,就是国家的正义原则。斯密主张,即使法律与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只要保障个人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就足以使一国实现增长。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也有规定,但现在却滥出妨碍经济活动自由、侵害财产权的法令。
—在民主国家,为什么程序正当性很重要?
△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意识、价值观、利害关系各不相同,因此就某一原则达成共识极为困难。只要讨论程序公正,所得出的结果就能被接受为正当且公平的——这是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核心。程序正当性使多元化社会中持不同价值观的个人即便得到与自身想法不同的结果,也会信任已达成共识的结果。我们社会中存在大量“只要结果好,程序可以无视”的意识。因此矛盾加深,反目扩散。
—法治主义也有蜕变为权力者统治手段的“依法统治(Rule by Law)”而非“法的统治(Rule of Law)”的风险。
△法律必须对任何人都严格适用,这是法治的核心。这就是源自古希腊的所谓“isonomy(法律面前平等)”原则。然而对权力者是棉花棒、对无权无势的国民是铁锤,这就是现实。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调,公正执行远比法律内容更重要。若走向立法万能主义,“依法统治”就会成为可能,法治危机随之到来。
—如今执政党人士强调选举权力优于制度权力。
△三权应分立、相互制衡,如鼎之三足般保持平衡。若立法机构权限过大,鼎就会失衡倾倒。制度权力也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任命的合法权力。当选举权力打着“国民意志”的旗号忽视宪法或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试图行使过度权限时,民主主义就会出现危机。哈耶克警告,议会权力过度扩张将对民主主义构成致命威胁。
—保守阵营要重建,应提出何种价值或未来愿景?
△核心在于通过使法律与制度正常化、确立信任等先进文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并为青年提供公平机会以使其能自行解决问题。保守之所以被冷落,是因为未能强力推进这些让国民切身感受到的政策。
—您担任“美丽书堂”理事长。
△书堂的基本宗旨是通过人文学培养引领韩国的领导者。我们阅读东西方经典,力求培养解决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能力。研讨会上教授的理论讲授限制在10分钟以内,以学生发表与讨论等自主主导的方式运营。看到学生在反复苏格拉底式问答的过程中培养出自己的逻辑、洞察力与表达力,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He is…
1952年生于全罗南道灵光,毕业于光州第一高中和首尔大学贸易学系。此后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硕士和中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5年以第17届行政考试第一名合格,之后在劳动部工作30年,历任主要职务并担任劳动部次官。2006年就任韩国技术教育大学校长,由此走上教育者之路,此后任汉阳大学讲座教授、特任教授等,教授经济学。现任美丽书堂理事长及Samsung C&T理事会议长。主要著作有《朝鲜为何崩溃》《大韩民国为何崩塌》《取胜的青春》,另有合著《最低工资法》《雇佣保险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