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在2022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位设计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巨头把当下界定为过去的语法已不适用的时代,这一发言象征性地显示了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
变化的背景是“复合危机(Polycrisis)”。始于美中竞争的紧张经由疫情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蔓延为供应链冲击,自特朗普第2期政府起,规制与施压的对象已从中国扩大到盟国。这些危机相互关联并产生巨大影响。曾是韩国企业成长基础的全球供应链与自由贸易秩序如今成了危机之源。对内需市场小、出口依存度高的韩国而言,这种变化是更大的危机。韩国企业暴露于新的风险之中。
据去年全球公司法务协会(ACC)的问卷调查,70%的受访者将全球风险管理与合规、44%将为CEO提供咨询及制定经营战略列为首席法务官(CLO)的核心工作。经营层正在向律师询问“这一选择在三年后会给企业供应链与价值带来何种风险?”的答案。
韩国大企业纷纷引进官员出身的专家,扩大国内外政府关系组织。但各国政府推出的规制是以规范的语言写成的,其解释与应对必须与法务团队共同进行。法务团队的角色已从出问题才被叫去的消防队,扩展为提前读懂各国政府政策方向并设计企业战略的“法律外交(Legal Diplomacy)”。
基辛格所说的“全新的时代”要求律师离开熟悉的巢穴。在地缘政治风险渗入企业所有领域的当下,负责海外业务的律师须具备以下三点。
第一,系统思维。必须从结构上理解各种政治、经济、技术变量如何相互关联并转化为企业风险。第二,先发应对。必须提前读懂未来规制的方向并反映到合同结构与商业模式中。最后,是负责任的领导力。必须在不确定性与海量数据中负责任地作出决断。
正如本专栏标题所言,处理法律的人必须先改变。若律师仍停留于事故发生后修船的技师,企业每次都会撞上同一块暗礁。如今律师必须成为读懂浪潮、改变航向、重新设计航线的舵手。未来数十年,复合危机与不确定性将持续存在。在变化了的秩序中设计企业战略的,正是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