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总和生育率“跌破”0.8会成为新闻。由于出生率下降过于剧烈,让人感觉只有韩国在经历人口危机,但这并非韩国独有的问题。人口大国中国的生育率也停留在1点几,美国同样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各类人口推算研究显示,目前约82亿的世界人口最早在2060年、最晚在2080年前后将达到历史最高的100亿,随后进入急剧减少阶段。对于前所未有的“人口大减少”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新书《人口不会说谎》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之一迪恩·斯皮尔斯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学系终身教授。在同一所大学教授经济学的迈克尔·杰鲁索曾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卫生与人口领域的政策咨询。两人以经济学家特有的实证分析检验各种成见,梳理原因并寻求解法。
作者将出生率下降定义为与气候危机同等的全人类、全球性核心风险。低出生率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或某个国家的政策失败,而是动摇人类文明可持续性的结构性危机。他们说,与人口问题相比,决定利率或应对经济衰退都是相对简单的课题。也就是说,低出生率是摆在人类面前的“灰犀牛”式难题——看得见却不易应对,越放任冲击越大。
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人口减少是极大的变化。在没有黑死病或大规模战争等灾难的情况下,人类首次目睹自身数量出现结构性减少。这一变化的影响大体上很可能是负面的。过去200年持续的人口爆炸式增长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在作者看来,更多人口就意味着更大的需求和市场。需求扩张促进分工与贸易,提升技术创新的速度。被视为医学创新代表案例的mRNA疫苗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开发出来,也是因为需要它的人数量极其庞大。人口增长的历史无异于进步的历史。人口大减少很可能使人类繁荣的历史倒退。
那么,为何全球范围内人们越来越不愿生孩子?基于只有准确诊断原因才能找到解法的判断,作者逐一检验围绕低出生率的成见。在韩国,过度竞争、房价、偏重于女性的家务劳动、高昂的养育费等常被指为原因。然而,认为这些问题相对较轻的国家出生率就应该更高的假设,并没有数据支撑。
典型案例是瑞典。凭借福利与性别平等政策被称为“育儿天堂”的瑞典,近来也因生育率下降而苦恼。瑞典和丹麦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用于家庭福利的支出比例接近美国的两倍,但出生率反而更低。在女性社会参与并不活跃的印度,即便是不工作的女性,生育率也比过去下降。这说明仅以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无法解释低出生率。
作者关注的核心因素是“做父母的机会成本”变大了。机会成本指为选择某样东西而必须放弃的一切,并不仅限于金钱。职业、时间、闲暇,甚至宁静的日常都成为机会成本。在技术与文化发展使人生选项比过去大幅增加的时代,生育与养育所要求的机会成本急剧上升。其分析是,人类面临着世界越宜居、承担新生命的负担却越大的悖论。
因此作者指出,包括韩国在内多个国家正在实施的以现金补助为中心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必然有限。用补贴去抵消日益增大的做父母的机会成本,存在结构性局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曾分析称,并无明确证据显示子女税收抵免或生育奖金等各类支持在长期内会带来生育率上升。
作者提出的低出生率解法如同气候对策一样全方位且不简单。政策、技术与整个社会都需要同时改变。他们尤其强调应以“照护”为中心重构社会结构。作者的结论是:只有当养育在社会、文化、经济、医疗层面得到充分支撑,不再是艰苦的斗争,而是被视为可以心甘情愿选择的人生一部分时,才有可能减缓人口减少。
该书从全球视角审视低出生率问题,颇具趣味。人们不免期待美国经济学家是否有独到解法,但结论平淡:除了让整个社会共享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长期持续全方位努力之外,没有别的答案。404页,2.2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