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1 | 논설위원실

[社论]现在该谈经济大转型与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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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正处于复合危机之中。在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增长潜力后退等因素导致低增长局面长期延续的同时,保护主义、安全不安等外部利空也在叠加。近期高汇率正是韩国经济基础体力减弱的佐证。我们的青年即便积累了建国以来最高的资历,仍在为就业难、住房难所困,财政赤字、养老金枯竭担忧等使未来也日益黯淡。照此下去,我们难以把充满希望的韩国交给未来一代。

面临内外挑战的韩国经济,被要求进行以增长为目标的大转型。潜在增长率已从2000年代初的5%左右跌至1%区间。韩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在2017年达到3.2%的顶点后跌落至2%区间,引发“韩国见顶”的担忧。制造业竞争力被中国超越,已踏上后退之路,对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失去的30年”的担忧也在加深。

低增长固化的原因很明确。过去20年安于既有体系、疏于培育新增长动力,如今正付出惨重代价。依赖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韩国后发追赶型增长模式早已显露极限。加之保护主义、技术霸权竞争、脱碳转型等,产业范式也在急剧变化。全球经济已剧变至人工智能(AI)革命成为足以改变一国经济排名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而我们的应对却迟缓不已。

必须重新设计韩国的成功方程式。创新不是选择,而是必需。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强调,约瑟夫·熊彼特在1910年代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只有新产业和新企业不断诞生,填补被淘汰的僵尸企业留下的空位,持续增长才有可能。今天播下种子,才能让未来一代的希望萌芽。

为此,必须把克服低增长和构建未来经济基础作为国家课题。半导体、汽车、造船等传统制造业既是就业创造之源,也是我国经济的核心能力。如果没有制造业支撑,任何尖端产业培育政策都只能停留在口号。唯有官民合力实现主力产业高端化,才能克服低增长。这正是美国、中国等主要国家动员放宽监管、下调法人税等全部政策资源、把制造业培育视为生死攸关之事的原因。

执政党与政府应比美国、中国等更快更强地推进制造业高端化。尤其重要的是结合AI等尖端技术,延续半导体、汽车、造船等传统主力产业的优势。也应加快培育尖端机器人、量子计算、宇航、第六代(6G)移动通信、碳捕集等未来产业并确保新增长动力。通过培养核心人才和支持研发(R&D)以获得超级差距技术和不可替代产品的努力同样不可松懈。

我们仍有足够能力越过复合危机、把经济大转型为可持续增长的形态。我国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制造能力,并具备优秀人才与研发(R&D)能力、先进的经济制度等优势。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克服危机的DNA”。过去每逢石油危机、外汇危机等挑战,都发挥出把危机变为强化经济体质契机的底力。风靡全球的韩流正是一个鲜明例证,说明只要搭好舞台,韩国人能发挥多大的创造性与活力。

问题在于缺乏引领经济大转型的政治领导力。改变经济体质的工作可能招致利益相关方的反对。担忧国家未来的领导者不应只顾支持者的选票,而应凝聚国民能量,一贯推进劳动、养老金、教育等结构改革。需要的是像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那样的姿态——他因大胆的劳动改革丢掉了政权,却为日后经济复活奠定了基础。考虑到经济活力正在消失的现实,结构改革的黄金时间也所剩不多。

仅停留在口头的“增长优先”成不了任何事。政府和政界应全面动员放宽周52小时工作制、下调家业继承税等能够鼓励企业投资与创新的政策手段。为培育战略产业而破除监管更是不言而喻。只有让作为增长主角的企业尽情奔跑,才能为韩国再次腾飞奠定基础。对在结构改革过程中受损的脆弱群体给予厚实支持是必要的,但必须警惕把“债务炸弹”转嫁给未来一代的民粹政策。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可持续增长与福利的良性循环结构。韩国是历经朝鲜战争悲剧后,在20世纪唯一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国家,这得益于前几代人的高贵牺牲。我们也承担着必须把充满希望的韩国交给后代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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