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30 | 여론독자부

[转盘] 安全应是“预测”而非“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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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juair客机惨案一周年的29日,在前往务安机场的路上,我想起了遇难者家属。灾难过后,有时能做的事并不多。阻止更多牺牲,有时这一件就是全部。所以事故发生后,为了不让遇难者家属以及消防、警察等现场人员的创伤演变成另一场死亡,我们试图建立“创伤队列”,对高风险群体进行系统管理。然而我听说,这一年间又有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心一下沉了下去。明知这是比想象中更难的事,却仍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心里很不安。带着悲伤与歉意,我没有勇气好好面对遇难者家属。

这种情感不该只停留为个人的罪责感。我们说要守护生命,但灾难的现实表明,是“死亡的余响”留下的那些关系让生者继续活下去。留下来的人的时间、现场应对者的身体、支撑每一天的心,才是灾难的长尾。安全的定义不仅是控制事故瞬间的能力,还应包括在那条长尾上防止再出现牺牲的能力。

但我们的制度依然像“事件结束就结束了”一样运转。发生重大事故就成立对策委员会、堆起报告书,但当事人的生活会延续数年,支援却往往几个月就终止。现场应对人员的创伤后应激与抑郁、酒精依赖、自杀风险被推给“个人问题”。国家最先要做的不是反复使用哀悼的语言,而是建立把恢复负责到底的结构。

这一结构的起点是参与。梨泰院惨案后我作为灾难专家在听证会上作证时,遇难者家属、生存者以及守在现场的专家们的声音也未能充分居于中心。即便存在“调查”,若当事人被排除,真相只会部分显现,对策在现实中也会打滑。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保障灾难受害者、生存者和现场人员参与调查与政策设计过程的权利。他们的经验不是情绪,而是阻止下一场灾难的知识。

在多重复合危机时代,大型灾难的可能性升高,但我们的灾难管理体系仍以事后善后为中心。灾难不是单一原因,而是条件组合的结果。现在必须把安全移入预测的领域。需要一个常设体系,整合航空、交通、气象、设施、人力、运营数据,及早捕捉危险信号,并以情景方式分析和演练复合条件叠加时的巨灾风险。人工智能(AI)是使之可能的工具。但为了不让技术引入成为免责符,必须同时建立明确数据、标准与责任主体的治理机制。警报响了却无人负责的系统不是预测,而是噪音。

灾难之后的恢复也应成为“基础设施”而非“项目”。创伤队列不应是宣言,而应是具备长期追踪与干预、财政、人力和衔接机制的公共系统。遇难者家属、生存者和现场应对人员需要的不只是心理治疗的可及性,而是包含休息与复归、家庭照护与就业保护的“恢复权”。防止二次牺牲不是医疗的课题,而是国家的安全课题。一周年的追悼应延续为下一年的预防。我们一再说不会重复。现在要让这句话成为制度,把安全从善后的技术转为预测的体系,并使社会从保护生命一直负责到死亡的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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