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学界和演艺界的从业者都知道这种事正在发生。其中相当多人感到不适,但几乎没有人开口。然而如今有人揭露真相后,许多人却装作自己毫不知情。当然这说不通。笔者要谈的是过去数年间许多机构在员工招聘过程中排除白人异性恋者的事实。
雅各布·萨维奇最近在《Compact》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主张。受这种招聘惯例打击最大的群体,是那些还没有时间积累技能和经验以抵消因黑色素不足而带来的不利的年轻白人男性。萨维奇引用的资料显示,进入精英机构担任初级职位的白人男性人数急剧下降。例如新入行的电影编剧中,白人男性的占比从48%降至12%;进入哈佛大学人文学科、可接受终身教职审查的副教授职位的白人男性比例从39%降至18%。这些变化都发生在过去10年间。
或许有人想主张这种现象只是反映了可招聘人力构成的人口统计变化,但人口构成不会变得那么快。1965年移民改革之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84%降到62%足足用了50年。出于十分明显的原因,职场人员构成的变化在年轻一代中更为突出,但直到2020年,全部职业生涯初期劳动人口中仍有一半以上是白人。
2022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约25%是年轻白人男性。那么从算术上可以预期,各类精英职业的新招聘者中平均约25%会由白人男性填补。初级电视编剧中年轻白人男性的占比降至12%,并不是因为人口构成变化,也不是因为电视台停止了对其他群体的雇佣歧视,而是因为为了让自己的组织看上去像美国社会一样,对年轻白人男性实施了逆向歧视。
若想理解对多元、公平与包容(DEI)的反弹,就得先理解DEI的算法对特定阶层的千禧一代男性有多么不利。同时还必须承认,为达成DEI目标而使用的算法本身就是错的。
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人们一直过高估计少数族裔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因此新闻界、好莱坞制片厂和学界的白人比重看上去比过去高得多。当然,此前也存在不公正的招聘惯例。不论资历条件如何,黑人和女性被录用的概率都远低于白人男性,这种歧视的痕迹至今仍在。但即便没有对少数族裔的雇佣歧视,由于1960至1980年代出生的大多数美国人是白人,新闻机构与制片厂的编剧室以及大学讲堂里仍会以白人为多数。
人们忽视队列效应,似乎是因为DEI讨论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在大学招生方面,可以较快达成多元化目标。连续4年选拔种族上均衡的学生,很快就能形成反映美国社会面貌的人员构成。但大企业经营者通常不是用4年而是用40年来构建劳动力。因此通过考虑代表性的招聘来纠正失衡要花数十年。可是拥护DEI的人不愿等那么久。
结果纠正措施演变成了过度措施。如果高层管理阶层清一色是白人男性,那么用排除白人和男性的员工选拔来求取平衡即可。然而想用仅仅几年的定向雇佣去抵消数十年间形成的人力结构,年轻白人男性的占比就显著下降。这并不是说作为编剧或新闻工作者就业的白人男性真的绝迹了,但在多个职业和企业中,他们的就业可能性大幅降低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或许有人会反问,那又有什么问题。长久以来白人男性是对其他群体歧视的受益者。把它颠倒过来是公平的。当然,说得宽容一些,这虽不公正,但要修补奴隶制和性别歧视这样的遗产极为困难,而这类难题有时需要不公正的解法。把1914年至1927年间出生的男性大批征召去与纳粹作战绝非公平之事,却是赢得战争的唯一办法。似乎没有一个有勇气的人公开主张,应让1988年出生的白人男性为1930年出生的另一个白人男性在1985年作出的招聘决定负责。相反,笔者看到的是无数逃避责任的姿态。
在大觉醒时代,即便是了解招聘决定如何作出的人,也主张这一切不过是无法承认自己能力不足的普通白人男性的妄想,或是受不了公平竞争的特权白人男性的不满。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话或许对。但作为一个群体,年轻白人男性并没有与其他各群体的人在公平条件下竞争,这也是事实。他们被迫玩一场奖赏更少、难度大得多的游戏。用好话请求谅解、说这是为了多数人的善而不得不承受的牺牲,与嘲笑那些在一开始就设置得不利的竞争中失败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如果我们采取后一种态度,那么当年轻白人男性辱骂裁判,或以“无法遵守你们定的规则”为由拒绝比赛本身时,我们就不该感到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