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会代表性的“未来通”,改革新党代表李俊锡与共同民主党议员车智浩23日一致表示“新年立法机构必须彻底革新”。两人当天在国会举行的对谈中指出,“由于专业性不足等原因,预测和准备时代、审议并确定预算的立法机构角色本身正在动摇”,“必须寻求制度变革”。
李代表尤其提议“在应对未来层面,科学技术领域可尝试以3个月为单位运营预算”。车议员表示“应扩大国会内‘真正专家’群体”,“应设立通过‘同行评议(由同一领域专家进行深度验证的程序)’实施的高强度专业性验证制度”。两人还在应对阻碍新产业的“杀手级监管”大胆动刀这一点上表现出共同立场。主持=政治部长李相勋
-人工智能(AI)文明已席卷我们社会。国会的角色是什么。
△李=国会整体运作方式必须改变。以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为例,广播与通信虽结合在一起,却无法从产业层面切入,只是连续两年在审议广播偏向性问题。既要努力消除壁垒,也要把不应放在一起的部分分开。
△车=如果说工业革命以约80年的周期完成,那么AI带来的转型将在约15年内完成。当前立法机构应对整体结构进行新的尝试,而非逐项改良。必须提前预测并准备大转型期。如何承载这些功能,是本届国会的时代课题。
-不少人冷嘲国会是政治工程而非政策工程的国会。△李=我要冷静地说。如今国会以选举为优先,因此缺乏处理科学、产业等主题所需素养(读解能力)的人很多。人员更替固然重要,但各党更应提高对议员能力的标准。
△车=相对而言,具备科学、技术专业性的群体太少。围绕国会的专家群体质量不高也是问题。参加国会听证会等的专家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真正的专家。这类低水平专家在国会增多,是因为没有同行评议制度。立法时应至少对技术将如何改变社会有所预测,但缺少提供洞见的群体。
-取消新产业监管,韩国能否取得优势。
△李=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监管标准不同本身既可能成为新技术引入的障碍,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导形成首发市场。产品在美国研发,但先行市场可能不是美国而是韩国。不能忘记这种可能性。例如美国波士顿的医疗初创企业中,有相当多企业因韩国临床环境非常完善而希望在韩国进行临床试验。只是因为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MFDS·原KFDA)等韩国机构的审查结果在美国不被认可而无法实现。据说临床环境韩国更好。要充分利用这一点,首先需要打开监管之门。
预算治理也值得审视。在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待了两年后发现,预测一年后的未来并编制一年期预算本身几乎不可能。有必要尝试至少对部分国家预算以季度为单位进行实验性运营。若是企业,就会这么做。应设置相当规模的预备费,以便迅速应对。
这类事情不能只依赖不定期的追加更正预算。在科学技术应对方面,把规划阶段以6个月或3个月为单位、哪怕只对部分预算试运行也不错。在尖端技术领域,怎么可能预测一年后。
△车=预算相关治理两方面都需要。一是中长期预测与战略功能、预算功能的整合。对于AI、人口、气候这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的问题,中长期预测极为重要。
我国政府中,韩国企划财政部一分为二,财政经济部分与规划预算部分被分离。规划预算内部具有中长期预测与规划功能,这一功能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重要的是拥有中长期预算周期,并在其中决定今年预算应集中于何处、哪个部分。
敏捷(agile·快速灵活)治理同样重要。如果依据中长期预测每年战略性配置预算,那么另一方面,在一年预算内部,预算用途也可以每月变化。AI领域约2至3个月就形成不同生态,预算计划应随之修正。
-如果只取消一项“杀手级监管”。
△李=大幅放开监管很重要。回顾去年,缺少图形处理器(GPU)被指为韩国AI模型落后的原因。于是只专注于争夺GPU,可在获得GPU之后又要用什么理由辩解呢。我认同车议员提出的对专家群体进行同行评议与验证的必要性。若展望未来,投资方向也应改变。同样需要认识到,AI模型也可能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产生新的增长点。现在非常缺乏这种视角。
△车=与20世纪相比,过去10年的变化如今在1年内出现。所谓监管,去年与今年的情况已不同。
任何时代公共领域都需要监管,但问题是以前制定的监管功能,如今很可能已无效。今年制定的监管明年失效的可能性也很高。我们正处在被要求对监管周期作根本性改变的时点。必须灵活而快速。
-新年想作为“一号法案”提出的是什么。
△李=需要监管基准国家制。即按领域确定某一国家,并对标该国的监管现实。硅谷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这类似于“监管自由贸易协定(FTA)”,即我们的产品能否直接在美国通行,或美国的服务能否在我们这里提供。我认为通过此举可消除重复认证成本或设计差异带来的时滞。“生物领域日本能做的我们全都做”,或“自动驾驶方面中国的监管程度我们照样采用”,这样业界才能明确了解并作出挑战。企业也可以向政府提出“美国已出现这样的服务,请也改善我们的监管”。
△车=正在准备面向AI基本社会的法案。时代要求的不是关于AI本身的产业或技术促进法,而是设计AI带来全社会转型时所需的基本法。韩国是未来率先到来的国家。必须制定率先应对未来的法律。韩国制定的法律很可能成为某种参照性法律。
-您说韩国是“未来率先到来的国家”。
△车=与海外学者交流时,他们对韩国的期待正是如此。社会性、政治性实验在韩国最先形成并向其他国家扩散的时期似乎已经到来。尤其在美国或欧洲等发达国家未能像过去那样掌握国际领导力的情况下,韩国应在这些方面率先打造参照模型。
-如果要向李在明政府提政策建议。
△李=李在明总统沉醉于“民族自豪感”营销。在AI模型方面,李总统也偏向“主权AI”。主权AI只有在做出优于国际上普及的、例如开源AI模型的成果时才有价值。使用哪种模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看看过去试图把智能手机主权化来做产品的尝试。三星集团要达到在国际市场通行的水平,最终只能接受谷歌安卓平台。在作出资源投资选择时,从国家层面看重要的是“行不行”以及“能否与其他国家保持同步速度”。从李在明政府的倾向看,走向“主权”“国产化”一侧的可能性很高,对此必须警惕。李在明政府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就像当年试图阻止引进iPhone时那样高。
此外,李总统近来事事亲自出面,要小心“专家陷阱”。李总统现在应展现的是洞察力。但他却在谈非常具体的内容。那些具体内容不可能全部来自自身学习。很可能是基于辅佐人员的判断在讲,这可能很危险。
政府应逐步放下难以做到的事情。现在是总统任期第一年,今后也许会改变,但有人担忧,若像现在这样走向“全知全能者”的位置,在AI社会中将难以应对。
△车=需要跨越国境的全球战略。以前是现实问题袭来之后才建立治理、制定监管,如今必须实行至少对5年左右变化进行中长期预测并设计后续政策的“基于预测的治理”。以前从事全球危机或人道主义活动时所坚持的原则之一是附加价值(added value·赋予额外价值)。即我做这件事能对社会有所帮助。在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等担任教授期间,我在AI与未来等领域得以至少看到几年之后。我所看到的未来,预示着极为紧迫的、整体性、根本性的系统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