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反复发生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难以再被视为偶发事故。从大型电信运营商、电子商务企业,到金融公司和门户网站,黑客攻击与信息窃取接连不断,数千万人的居民登记号、联系方式等个人身份信息屡遭泄露。政府将此界定为国家级危机,并对SK电讯、KT、酷澎等负有责任的企业预告了史上最高级别的罚款与制裁,意在对企业安全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严厉追责。
那么,我国政府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是否对自身适用了同样的标准?政府向民营企业施加严格的保护义务与管理责任,但也有必要反思,其监管与行政标准是否正在迫使民间机构过度收集、保管和流通个人信息。
这一疑问源自我们日常面对的行政程序。笔者本人每逢因对外活动从其他高校或机构领取少额酬金时,也反复有类似经历。例如,无论论文审稿费金额多少,机构无一例外要求提交居民登记号、住址、手机号、电子邮箱、账号以及个人信息使用同意书。信息范围过宽、程序繁琐,每次都令人对个人信息管理心生不安。
询问经办人原因,得到的回答只是“政府上报和税务系统以居民登记号为中心,没有办法”。然而在税务申报仅凭居民登记号即已足够的情况下,还反复索要个人住址、联系方式乃至账号的惯例属于过度。公共机构积累了超出必要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在制度层面被放大。政府和公共机构如此习惯性地收集个人信息,却没有依据断定公共部门的安全水平高于民营企业。尽管如此,公共机构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时,被追究与民营企业同等重责的情形却很少见。
政府收集个人信息的惯例,与其说源于技术局限,不如说更接近法律与制度问题。韩国国税厅已能掌握大部分收入与账户信息,税务申报也完全可以凭最少的信息完成。在数据自主(MyData)体系已经普及的今天,个人必须向每家机构反复提交完整居民登记号的理由正在失去说服力。若像芬兰、丹麦、爱沙尼亚那样转向“只需提交一次”的行政模式,个人信息提交量可大幅减少。然而在韩国,行政程序改革仍被视为麻烦事,变革动力难以形成。
这一问题难以仅归结为行政低效。因为个人信息保护不是技术或安全问题,而是权力与行政方式问题。市民为使用各类行政服务必须提交广泛的个人信息,而国家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序。这表明,国家作为管理和控制数据的主体、市民被置于提供者位置的这一古老关系,在数字时代依然原封不动地延续。在个人信息已成为构成个人身份与人生轨迹的核心资源的今天,数据如何被收集与管理,已超越行政效率,直接关系到民主信任。
归根结底,要提升韩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水平,仅靠制裁企业并不够。应从政府行政开始彻底适用信息最小化原则,分阶段拆除以居民登记号为中心的陈旧结构,并转向公共机构不保管个人信息的支付与结算方式。对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泄露,也应强化比现在严格得多的追责制度安排。
在一个个人为领取2万韩元其他所得就必须提交完整居民登记号的国家,个人信息保护尚未站上起跑线。数字时代的行政,应从先承担保护信息的责任、而非向市民索要信息开始。为此,政府有必要以“最小信息收集”原则全面重新审视与个人信息相关的整体行政,并使该标准也能适用于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