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19 | 여론독자부

[海外专栏] 总统的战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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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政府最重大的任务,却难以界定。而且宣战的情形很少见,把宪法价值与程序适用于战争也伴随诸多问题。尤其在今天,总统的权力除了总统个人的宪法良知之外几乎不受其他约束,这使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和棘手。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以及1788年宪法获得批准之前,联邦政府并不存在明确的行政部门。由于联邦宪法的前身《邦联条例》的脆弱性,以及人们普遍认为乔治·华盛顿将成为首任总统,联邦宪法第2条在本质上对总统权力的扩张持宽容立场。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前美国联邦法官迈克尔·麦康奈尔在其著作《不愿成为国王的总统:宪法之下的行政权》中指出,联邦宪法第1条逐条列举了赋予国会的“明确授予的立法权”,而第2条只是简单规定所有行政性质的权力由总统行使。1789年行政部门的规模小于国会,因此总统的权力微不足道,但今天行政权已渗透到各个领域。

制宪会议把国会的权力从“进行战争的权力”改为“宣布战争的权力”,总统的战争权限由此扩大。制宪会议担心,如果“执行战争的权力”属于(会期经常结束的)国会,总统将无法抵御突然的攻击。而且宣战权早已失去意义。当时大多数战争实际上是通过开战来宣布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25篇中指出,“正式宣战的仪式近来已变得无用”。1942年之后,国会未再单独宣战(针对与德国结盟的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国会转而接连通过授权使用军事力量的法案。

麦康奈尔引用了建国初期总统们审慎自制的决定——与印第安原住民部落打交道的乔治·华盛顿、与法国经历准战争事变的约翰·亚当斯、进行巴巴里战争的托马斯·杰斐逊等,并得出结论:对战争权限的原则主义理解是“在动用军事力量进行相当于战争行为的攻击性军事行动之前,总统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

但麦康奈尔指出,最近韩国法务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反复表示,“性质、规模及持续时间”不够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构成需要国会批准的战争。麦康奈尔尖锐批评道:“这种解释摆脱了以客观的国家法为依据的建国时代理解这一约束,取而代之的是关于何为‘足够’范围的金发姑娘式提问。”在建国时代,国会可以通过不组建陆军或不维持海军来制约总统。各州民兵的规模远大于正规军。今天的总统拥有规模庞大的国家常备军,在动用他们时没有征得国会许可的“实际必要性”。不过麦康奈尔指出,国会的预算编制权几乎不受限制,终结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时也行使了这一权力。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赛克里希纳·班加罗尔·普拉卡什主张:“国会决定不行使的军事裁量权,无论是什么,都应交给总统。”国会在对使用军事力量给予间歇性、选择性且广泛的授权之后,选择了容忍总统庞大的“特权”。约翰·洛克将其定义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裁量行事的权力”。

这带来的教训很明显:不要指望依靠宪法条文或结构,就能阻止数十年来被总统变成常态的惯例。总统在执行战争方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现任总统滥用特权,例如把战争定义为毒品走私嫌疑人所实施的行为。在为关税正名而宣布紧急状态、以行政命令修改保障出生公民权的第14条修正案等国内问题上,他大概不久就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就战争的执行而言,仅凭宪法、国会与规范构成的松散之网无法阻止总统的失控。

考虑到麦康奈尔著作序言中出现的“宪法的堕落”这种普遍情绪,谈论总统的宪法良知本身可能听起来不合时宜。然而在短短几年内,基于个人的谦逊以及未成文的道德与审慎原则、要求体面之人给予体面尊重的总统自我节制,或许还能重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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