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生育第一个孩子后使用育儿休假的夫妻,生育二孩及以上的概率明显高于未使用者。相反,青年为寻找工作大量涌入的首都圈,未婚和无子女比例反而高于非首都圈,统计证明其为“生育坟墓”。是否拥有住房也成为通向结婚和生育的关键环节。
国家数据处16日发布了包含上述内容的《2015~2023年人口动态面板统计》开发结果。该统计以1983年出生至1995年出生的特定出生群体为对象,首次以时间序列追踪分析结婚、生育及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
数据证实,作为政府低生育对策核心的“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确实带来了追加生育。在2015~2020年间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常时劳动者中,产后3年内使用育儿休假的女性有39.2%在3年后生育了二孩及以上。相反,未使用育儿休假的女性多子女转化率仅为30.1%,差距达9.1个百分点。
男性情况同样如此。使用育儿休假的男性群体3年后的多子女比例为46.4%,比未使用群体(39.9%)高6.5个百分点。无论收入水平或企业规模如何,使用育儿休假的群体追加生育比例均一致较高,证明育儿休假制度作为生育激励措施有效发挥作用。
同时分析显示,青年人口向首都圈集中的现象日益加剧,但高昂的居住费用和激烈的竞争压力阻碍了生命周期的过渡。分析对象中1983~1995年出生的男女,居住在首都圈者的未婚及未生育比例均高于非首都圈居住者。
实际上,以2020年为准,1988年出生(当时32岁)男性按居住地的未婚率中,首都圈以69.1%居首。这明显高于忠清圈(62.8%)、湖南圈(65.5%)、东南圈(66.2%)等地方区域。3年后成功结婚的比例,首都圈男性也低于其他地区,女性中首都圈居住者的结婚及生育变化比例同样最低。
是否拥有住房是提前作出结婚决定的决定性变量。男女中拥有住房者的未婚比例较低,3年内结婚的比例也较高。
对2017年时未婚的1985年出生(当时32岁)男性进行追踪的结果显示,拥有住房者3年后的结婚变化率为27.2%,而无房者仅为20.6%。即有房男性结婚的概率约为无房者的1.3倍。有解读认为,这表明在居住稳定性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青年对进入婚姻市场本身持回避或推迟态度。
即便同样年龄,出生年份越晚,推迟结婚和生育的晚婚晚育倾向越明显。比较32岁时点的男性,1983年出生者(以2015年为准)的未婚率为57.1%,而1988年出生者(以2020年为准)为67.6%,跃升10.5个百分点。3年后结婚的比例,1983年出生者为24.1%,而1988年出生者骤降至15.5%,显示越是近期世代,生命周期过渡速度急剧放缓。
国家数据处处长安炯准表示:“本次统计的意义在于奠定了可综合分析社会整体结构性变化与个人特征的基础”,“将有助于制定基于数据、实效性强的低生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