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技术霸权竞争加剧,国家间战略技术竞争的核心正转向人才争夺战略。原因在于,人工智能(AI)、半导体、量子等战略领域的技术难题更多集中在算法与系统设计而非硬件,掌握核心知识与设计能力的少数顶尖人才的作用愈发关键。今年初,中国DeepSeek模型出现在原本由OpenAI的ChatGPT独占的市场,这既是全球AI竞争格局变化的信号弹,也凸显了确保优秀人才、尤其是领军级研究者的重要性。
近期全球人才市场既有秩序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人才争夺更趋激烈。吸纳全球人才的美国收紧签证政策、削减研发(R&D)预算,导致科研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优秀人才流出美国的可能性提高。欧洲、日本、中国等正抓住这一机会,在国内提高对优秀人才培养支持的政策集中度,同时积极构建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战略与制度。然而外界评价认为,韩国在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方面的开放性与环境营造仍然不足。更何况在核心战略领域AI人才呈净流出等状况下,韩国还不得不担忧高端人才外流(人才流失)问题。
研究人员流向海外的首要原因是岗位不足。相较于需求,能让优秀博士学位持有者稳定从事研究的岗位太少。对高端人才的报酬水平也未达预期,使国内技术相关岗位吸引力相对不高。此外,还有未显露于表面的韩国独有社会结构性问题在起作用。也就是说,与其他领域相比,科技领域领军者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相对不高。
在韩国研发领域,领军研究者主要被界定为在特定专业领域研究成果突出的明星科学家,并据此获得支持。因此研究成果优秀的领军研究者持续增加。但能够负责指挥大规模研发项目或分领域战略的“主教练级”领军者极为匮乏。要把各领域的科学成果转化为技术与产业竞争力,就需要能够联结技术、政策与产业、设计愿景与战略的主教练级领军者。而由于分领域战略领军者不足,能够衔接国家战略与技术的高层战略领军者缺位,多数情况下由学习与经验不足的“政治型科学家”充当角色。这又导致科技领域政治、社会角色的缺失,成为科技人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不及预期的原因。
研发领导力的作用需覆盖从单个课题或实验室层面,到科研机构运营、分技术领域战略制定,直至国家创新战略与愿景制定的全部环节。但实际上韩国科技人的领导力范围仍停留在课题或项目单元、权限与责任受限的PM(项目经理)这类下层治理水平。作为主要对标对象的美国国防部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案例学习,也只关注PM层级的领导力,对设计与管理任务和战略、选拔与管理PM的上层总监(Director)领导力缺乏政策关注。进一步看,公共研究机构负责人也停留在管理型领导力,使战略型领导力无法在机构负责人选任时成为重要标准。
即使研究者科研能力出众,领导力也不会自动养成。特别是要成为主教练级领军者,比起特定细分领域的专业性,更需培养判断多种技术的综合感觉和洞察未来技术愿景的眼光。此外还需要衔接国家政策目标与技术、产业的能力,以及营造科研环境、战略性整合组织外部资源的能力。要培育这些能力,不仅需要运行系统化的领导力培养教育项目,还应提高科研生态的自主运营能力,为成长为主教练型领军者提供领导力学习与实践的机会。
当前科技界的领导力问题与韩国足球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优秀人才众多,却少见出色的主教练,系统培养主教练级人才的结构性局限长期存在。科研一线渴望具备优秀领导力的主教练,但期待与现实之间差距很大。只有主教练级领军者充分发挥作用,才不仅能提升研究与创新成果,还能推动科研生态发展,改变社会对科技的认知与其地位。
若国家高层治理中的战略领导力持续不足,国家战略领域的创新竞争力将下降,难以获得应对技术霸权竞争的能力。当务之急是在对科技人才采取综合性举措的同时,超越培养优秀“球员”的思路,实现以确保主教练与战略家型领军者为目标的国家人才战略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