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2期执政与第一任期之间的诸多差异之一,是对专家阶层的全面攻击。副总统JD·万斯强调“应该相信我们的常识,而不是专家们的想法”。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接连推翻医疗专家有关疫苗的见解,韩国法务部部长帕姆·邦迪则接连清除那些重视专业性而非对个人忠诚的韩国法务部官员。这是美国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试图削弱目前看来正在运营美国的那些有能力的精英的公信力。
过去数十年间,以常春藤盟校文凭和特定技术、训练为武装的所谓能力主义社会正式形成,并在商界、政府、媒体和文化界占据支配地位,这是事实。这一专家阶层与自身所处社会失去接点、蜕变为自满的技术官僚集团,也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在罗列种种负面结果之前,我们不妨记住,以能力为基础的精英崛起曾是朝正确方向的历史性移动。
在此之前的现实又如何呢?当时由血缘与门第、宗教、名门私立学校和俱乐部等学缘人脉交织而成的“老男孩网络”,保障着其成员的出头之日。能力本位制(meritocracy)虽不完美,却打开了新的可能之门。以能力和学术卓越为基础的晋升制度得以确立,天主教徒、犹太人、亚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进入了既得利益阶层内部。能力主义重视能力而非血统,重视工作而非继承的财产。
能力主义提高了优质教育的可及性,缩减了向校友或主要捐赠者子女提供入学优待的传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以及种族配额制等非实力性制度。然而右翼民粹主义者一边抨击能力主义,一边用另一种更陈旧、更粗劣且腐蚀性更强的东西取而代之。那就是由超级富豪行使支配力的赤裸裸的金权主义(plutocracy)。我们拥有一个由亿万富翁阁员填满的、史上最富有的政府。巨额财富的拥有者被视为具备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出色的资格。
这种思维的背面是傲慢,但真正的问题是利益冲突。今年5月,史蒂夫·维特科夫、特朗普及他们的儿子们创立的加密货币公司宣布,从由阿联酋(UAE)国家安全顾问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尔纳哈扬控制的公司获得了20亿美元投资。两周后,白宫表示已同意允许阿联酋获得美国最尖端人工智能(AI)芯片的使用权。阿联酋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塔赫农,而白宫内积极支持这一计划的人士正是维特科夫。
近乎讽刺剧的金权政治一例,是以民间捐赠者资金新建的3亿美元白宫宴会厅。捐赠者的财产受联邦合同、监管决定、反垄断法执行、关税和出口许可的左右。特朗普说:“因为美国纳税人不必负担一分钱,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然而历史给出的教训是,当政府向大企业索要特惠时,就必须以特别待遇、税收优惠和放松监管作为代价。而且实际支付成本的主体正是纳税人。倒不如由纳税人直接为宴会厅建设出资,反而相对花钱更少。
目前领导高科技企业的亿万富翁们,大概会乐于享有他们所拥有的白宫接近权。而这种接近权的代价,将由那些没有钱和人脉加入白宫亿万富翁俱乐部、此刻仍在车库里汗流浃背苦干的年轻创业者来支付。在已经大幅有利于超级富豪的税法之下,今天的财阀必然会转变为新的世袭精英,各个精英家族将世代维持权力与特权。
但这与美国式思维方式完全相反。对托马斯·杰斐逊而言,自然在建立社会方面给出的最宝贵教训是,社会应由基于德性与才能的自然贵族制来运营。按他的解释,最优秀的政府会选择符合这一标准的领导者。错误的模式是基于财富与出身的人为贵族制。杰斐逊得出结论:必须做好准备,防止这种体制在美国获得力量。这话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