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执政党的官治金融已经越界。先是无节制地动员银行参与长期拖欠者的“债务减免”和信用特赦,如今又施压要求银行承担租赁诈骗受害押金。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镇推动韩国国民年金推荐金融机构外部董事,也是金融当局露骨表露干预经营意志、超出常理的“新官治”行为。虽说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和改善治理结构是时代要求,但不少批评认为,李在明政府成立后对金融界的施压程度超过历届政府。甚至有人指出,停留在“官为治而存在”这一陈旧认识上的金融当局,反而是金融不安的根源。
租赁诈骗受害担保支持起初的方案是设立1万亿韩元规模的坏账银行,一次性收购债权。尽管李在明总统强调“先救济后追偿”,但因韩国金融委员会反对,框架出现动摇,负担被转移到银行。即由银行承担受害金额三分之一作为最低押金,并将担保住宅债权折价转让给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由此银行业界需承担的金额至少达2000亿韩元。政策成本再次由银行承担的结构反复出现,还被提及经营层的背信风险。为筹措债务减免财源的新跃进基金分摊金3600亿韩元也尚未理清。国民成长基金的出资规模同样不明朗。此外还提出将金融机构教育税率从0.5%提高至1%的方案。即便金融界一致反对,韩国企划财政部仍不为所动。这是一种认为金融机构靠利息生意轻松赚钱、政府拿去用作财源也无妨的思路。
李院长的新官治早已越线。对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权继承挥刀,不满足于国民年金东远集团,还想以保护消费者为名,允许市民团体进入金融机构董事会。强化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继承过程的透明度固然必要,但这是金融控股公司和股东应解决的事项,并非以基金收益率和专业性为首要的国民年金该出面的问题。正如银行的钱不能成为“第二财政”,政府的过度介入反而可能损害金融产业的自主性和稳健性。越界的官治金融的成本,最终由百姓、企业和未来一代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