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小说家格温·格里芬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小说《作战上的必要》如今再次受到关注。根据国际海上交战规则,沉船的生存者不能成为攻击对象。然而德国一名潜艇舰长下令向沉没的法国舰艇生存者射击机枪。因为他判断,万一其中有人泄露自己指挥的潜艇作战区域,部下就可能面临危险。这本书在战后军事法院调查德国指挥官所下命令违法性的部分达到戏剧性高潮。
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美军炸毁了一艘被认为是运毒船的船只,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下令杀死攀附在船骸上的两名生存者,这无法以作战上的必要来正当化。《华盛顿邮报》通过两名消息人士报道了他的命令,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那是全部击杀的命令”,赫格塞斯并未明确否认。相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我收到赫格塞斯‘没有说过那种话’的报告”。如果特朗普所言属实,那么结论就是赫格塞斯没有对总统说真话。
在生存者被杀害40多天后,曾指挥美军南方司令部的一名四星上将表明辞意。司令官任期通常为3年,而他上任仅1年便自行退出。他没有说明主动辞职的理由,但可以推断。陷入道德泥沼的特朗普政府杀害委内瑞拉生存者一事,令美国人感到恶心。不知羞耻的国家是危险的,对自身更是如此。
最近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明确显示了这一点。这份28项计划是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由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的官员草率拼凑而成。其内容读起来就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寄给圣诞老人的礼物清单。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割让俄罗斯经过近4年攻势仍未能拿到手的乌克兰领土,并且俄罗斯可以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员构成、乌克兰维和部队的组建以及乌克兰军队规模的相关决定行使否决权。
兼任国务卿与国家安全顾问的马尔科·卢比奥对其参议员时期的前同僚表示,该计划只是俄罗斯方面开启这场博弈的巧妙第一手。但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在数日内接受该方案。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朗兹主张,他从卢比奥那里听说该计划是俄罗斯的单方面提议。卢比奥明确表示,他收到了俄方提议,但这既不是我们推荐的内容,也不是我们提出的和平方案。然而仅过了几个小时,卢比奥就在社交媒体上称乌克兰计划案“由美国拟定”,推翻了自己此前的表态。
这种反复摇摆的做法,或许反映的不仅是现任政府的无能问题。在黑暗日益加深的世界里,享受繁荣的民主国家的体系性弱点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主张,资本主义的成功会侵蚀资本主义的道德与行为先决条件。富足造就了只顾当下的放纵文化,而这会削弱节俭、勤勉、纪律以及延迟满足的态度。
法国军队参谋总长两周前这样说道:“我们知道让莫斯科政权放弃的方法,在经济和人口方面也占据优势。我们唯一缺少的,是为保护自身认同而甘愿承受应当承受之痛苦的精神。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做好失去子女的准备,或者拒绝接受因为必须优先生产军需品而不得不承受经济痛苦这一事实,那我们就真的陷入危险了。”
普京想必乐于看到法国人被这番话吓得退缩的样子。而且他注意到,在乌克兰谈判方案和对委内瑞拉船只的攻击方面,特朗普政府未能保持前后一致的说法。这大概正如沃尔特·斯科特很久以前所洞察的:“当我们初次编造欺骗时,我们编织出何等纠缠的网。”如今落入我们所编织的欺骗之网中的,正是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