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经济出现负增长、被贴上“欧洲病夫”标签的德国传出警告声音:“韩国经济正在与德国趋同,需要结构改革。”理由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很高,而工厂运转所需能源大多依赖进口,且对中国的出口竞争敏感度高,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据韩国银行4日报道,德国联邦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1日访问韩国,在延世大学举行专题讲座。纳格尔在演讲中逐一列举韩德两国经济的相似之处,阐述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实际上,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2023年基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德国为18%、韩国为24%,大幅高于成员国平均水平(13%)。他表示:“两国都被捆绑在全球供应链上,中美冲突或贸易秩序变化都可能立即对经济造成冲击。”他接着指出:“韩国85%以上的能源来自海外”,“乌克兰战争后能源价格暴涨,德国制造业受到动摇,韩国在结构上也面临同样的风险。”
他还将低出生率导致的劳动供给萎缩和扩张性财政指为结构性弱点。他强调:“人口结构老龄化和财政负担加重,随着时间推移将拖累韩国的增长”,“结构改革迫在眉睫”。
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向韩国经济发出的警告信息十分明确。即在拥有与德国相似经济结构的韩国,未来也可能出现负增长,因此必须加快结构改革。专家们警告:“近来韩国经济成绩单尚可,其核心是半导体带来的错觉效应”,“如果不在存储器超级周期时进行结构调整,日后即便想把病人推上手术台,也会因为体力不足而无法手术,可能迎来最糟糕的局面。”尤其有人担忧,韩国财政扩张速度过快,经济的基础体力正急剧恶化。
据德意志联邦银行4日数据,德国在2023年(-0.9%)和2024年(-0.5%)连续两年负增长,今年1—3季度增长率同比也仅增长0.1%。OECD预计今年德国增长率为0.3%,韩国为1.0%。考虑到潜在增长率(德国0.6%、韩国1.9%),有评价认为两国的增长潜力都已接近历史低点。
这种低增长的原因也可从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在延世大学的演讲中得到印证。纳格尔指出:“德国面临的结构性失衡在韩国几乎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制造业偏重、脆弱的能源结构、与中国竞争加剧、扩张性财政的极限等,是纳格尔列举的共同风险因素。
纳格尔将对制造业的高度依赖视为最大弱点。据OECD数据,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韩国为24%、德国为18%,大幅高于OECD平均水平(13%)。韩国去年按名义计算一度超过26%。制造业占比越高,在繁荣期越能充当增长引擎,但当全球经济放缓、供应链冲击、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恶化时,受到的冲击也会更大。
能源进口依赖度也是共同弱点。德国70%的能源需求、韩国85%的能源需求依赖海外。乌克兰战争后德国制造业急剧动摇的背景,就是天然气、电力价格暴涨。半导体、炼油、钢铁、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众多的韩国,同样对能源价格波动十分脆弱。尤其近来韩元走弱加剧,对进口成本和生产成本的负担也日益加大。韩国银行分析称,汇率上升1个百分点,消费者物价会在3个月内上涨约0.03个百分点。
与中国竞争加剧也在挤压两国制造业。德国与中国的出口相似度指数从2019年的55升至去年的60,提高了5个点。韩国同期与中国的出口竞合度也上升了0.5个点。韩国银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AI)、电池、尖端材料等技术竞争力上领先,对韩国等制造业中心国家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以财政支撑增长放缓的结构也很相似。德国确定了2025年规模为5030亿欧元(863万亿韩元)的联邦预算,2026年预算案以5245亿欧元获国会通过。韩国2026年度预算也以728万亿韩元获通过,扩张性财政基调延续。比较两国预算增长率,德国约为4.4%,而韩国增长8.1%,接近两倍。负债增速方面韩国也属于全球最快之列。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解释称:“德国在统一过程中曾以制造业生产率克服经济危机,但在经历能源危机后增长动力熄火”,“韩国也应从德国的危机中寻找今后经济政策方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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