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朋友交谈时,对伊斯兰堡近期大幅强化军方实权人物权限、包括承认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终身豁免权的决定表示忧虑。对方却给出意外回应:“我们只是在走美国的老路。”随后又是一番“事实轰炸”:“你们的韩国大法院不是判决过,总统即便杀害政敌也能享有免责特权吗?”
不受制衡的总统帝王式权力,是美国民主的最新出口品。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回来审视自己留下的遗产,定会对现代总统制大受震撼。他们当年设计美国政治体制时,念念在于权力的分散。他们反对像君主制那样把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构想的是一个分权且节制的行政部门。他们的意图明载于联邦宪法第二条:“总统职位是忠实执行法律的职位,受立法与司法部门的严密制衡所限制。”
与此相对,国会被指定为政府的第一部门,被赋予征税、支出、宣战和规制商业的权限。实际上堪称宪法真正起草者的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明确承认这一点,写道“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占据优势”。
即便是主张帝王式总统职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确信总统几乎不会获得国王行使的那些权力。他在文集中把英国国王与美国总统作对比,指出后者只是任期四年的选举职位,即使在任期内也须承受“个人的惩罚与耻辱”。他还补充说,对条约提供咨询与同意、宣战以及征募军队的权限,是赋予国会而非总统的。
然而到了1960年代,如此精巧编织的机制停止了运转。战争与经济危机,以及媒体国有化和集中化的倾向,不断扩大总统权限,造就了不受制衡的单方面权力结构。这种剧烈的失衡在越战和水门事件的宪政危机中达到顶点。进入1970年代,国会以跨党派的愤怒为动力,终于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以约束总统的过度权力。
除法律约束之外,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之后,两党还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规范,例如在韩国法务部与白宫之间设置防火墙,阻止总统指示韩国法务部部长调查或司法处理特定个人。此外,历任总统还自愿公开纳税申报单,并将个人资产放入保密信托。这是为提高财政透明度、让公众确信三军最高统帅不会利用其职位谋取私利而设的措施。
但特朗普政府把这些约束变成了废纸。更大的问题是,韩国大法院基于怪异的单一行政部门理论亲自出面,连总统严重的违规事项也予以正当化。单一行政部门说以宪法第二条明载的条文为依据,赋予总统控制行政部门的无限权限。该理论主张,即使与国会的具体意图相违背,总统也可行使实质上无限的权力来运作各机构。
这种行政权扩张在去年“特朗普诉美国”一案中韩国大法院的裁决中达到极致。当时韩国大法院判决,总统在其“核心宪法权限”内所采取的行动享有绝对免责权,对其他所有“官方行为”则享有推定免责权。
美国的总统职位已从温和且受宪法约束的职位,变为行使全部关注与权力的“超级总统职位”。缺乏政治勇气的国会,以及丧失对原初意图与先例尊重的意识形态化的韩国大法院,正在为此提供帮助。结果是,作为政府第一部门的国会如今沦为最弱的机构,韩国大法院则跌至举手机器地位,这种结构性不对称已然固化。
司法部门仍有机会阻止国家最高负责人的权力积聚,办法是强调它们显然知道的事实:总统不能随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不能单方面征收或取消关税。否则,美国总统在全世界的名声将不是有限立宪政府的典范,而是一个比250年前美国建国之父们所反对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更为无节制地挥舞权力的独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