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家中举办的一次聚餐上,正烤牛排时火灾警报突然响起。笔者冲到走廊,情急之下用扫帚戳了几下警报器。警报器似被这意外的应对惊到,短暂停顿后又开始嘶叫。直到把警报器从天花板上拽下来、取出电池,警报声才停止。此时一位客人提醒说“卫生间那边冒出很多烟”,一查才发现,为消除卫生间异味而点着的蜡烛才是问题的起因。
人生就这样充满嘈杂的信号。物价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人们想要什么商品、生产这些商品要花多少成本、我们能买得起多少。标准化学力考试成绩则是一种信号,说明孩子是否完全掌握了特定技能。这些警示就像笔者家的火灾警报一样极不完善。但信号包含着重要信息,忽视它就会招致祸患。
遗憾的是,我们常常因为警示嘈杂烦人而生出忽视它的诱惑。尤其是当这些信息传递的是坏消息时——比如“你家卫生间起火了”“你们学校未能缩小学生之间一贯存在的种族与收入差距”“过度监管使新建住宅变得困难”。最理想的应对,应是在问题恶化之前灭火、纠正学校的问题并放松监管。
但真正的解决过程并不那么简单。在政治领域,往往要面对那些先把升起的烟雾驱散、然后声称一切正常的组织严密的选民团体。于是机构们对根本问题视而不见,挥起大锤砸毁警报器,直到警报声停止。这种情形在教育领域尤为突出。人们不去纠正准备与成就之间的不匹配,而是选择更为省事的办法——改变评价标准。
家长们反对标准化学力考试,并向教师游说,要求修改子女的差成绩。疲惫的教师以成绩通胀作为应对,许多大学则废除了标准化考试要求。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最近的报告中得到印证。与其他加州大学分校一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自2020年起不再将标准化学力考试成绩纳入招生评审。2024年,该校不得不设立新项目,开设相当于中小学数学水平的补习班;2025年,全体新生中有8%以上需要这门课。这并非只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及加州大学系统的问题。
如果不去回应警报,反而干脆把警报关掉,火势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对众多认为仅靠冻结价格就能解决飞涨的房租和电费等其他问题的政治人物,应是严厉的警告。物价告诉我们,相对于需求严重不足的供给、严苛的可再生能源强制规定或不足的天然气输送管道等根本问题正在推高成本。正如例行给予学生的A等成绩无助于大学生活的成功,价格冻结同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产生反作用。因为无计划的住宅建设、新建输电线路或扩大发电能力反而会压缩利润。也许你会像纽约市当选市长佐兰·曼达尼和下任新泽西州州长米基·谢里尔那样主张,供给侧改革可以与价格管制并行。然而这类改革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是因为政治人物必须对抗房屋所有者或反对新建天然气管道的环保主义者等强大团体。
价格冻结并不会让赢得这些较量变得更容易。它只是暂时缓解了要求对飞涨价格采取实质行动的政治压力,同时制造出新的问题。以成绩通胀来处理教育不公,或以价格冻结来管理供给不足,就如同试图用多吸烟来治肺癌。比起接受真正必需的极端治疗,一时间心情或许会好些。但从长远看,只会使情况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