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5日,韩国IB教育学会学术大会在首尔大学举行。尤为引人注目的一场分论坛,是济州国际文凭(IB)学校表善高中与日本长野吉田高中的韩日历史共同授课案例。韩日两国高中生直接比较、分析两国历史教科书,并通过视频相互发表其差异,笔者也亲自旁听了这堂课。
日本学生表示,韩国教科书中把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日本裕仁并列介绍的结构令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731部队,对其与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一并记述也感到惊讶。他们注意到,韩国教科书在日本殖民统治部分多次出现“强制”一词,并用两页篇幅详细收录慰安妇受害者证言与照片;而日本教科书仅简短提及慰安妇问题已解决,并以“也存在被强制带走的情况”这样的方式记述,相较韩国对强制性与犯罪性的表述更为含糊。他们还表达了对与自己同为17岁左右、却被强制动员的少女们所受痛苦的痛惜之情。
韩国学生分析指出,日本教科书以太平洋战争的正当性理由和各类建设、开发为中心记述,而韩国则以强制征用、慰安妇、强迫参拜神社等人权侵害为中心。他们还捕捉到一个差异:对中国使用“强制带走”的表述,而对韩国则打着内鲜一体的旗号,把人力、物资的掠夺解释为并非侵略、而是自然的“战时东远集团”。关于投降,日本教科书只强调原子弹受害、突出作为战败国的痛苦,而韩国则以独立运动和战犯审判等战后处理为中心。他们也反思,韩国教科书同样未深入处理日本的原子弹受害,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无法理解对方的痛苦。
学生们在比较两国教科书在记述、表述与编排结构上的差异中,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矛盾。他们提出“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里没有这些内容”“为什么记述如此不同”等问题,比起相互指责,更多是反思本国教科书的局限与取舍。
我想起2019年IBO会长西瓦·库马里为出席济州教育厅国际研讨会访韩时的情形。当时我们一同参观了太平洋战争留下的飞机掩体。随行团的日本代表与笔者曾谈到“希望有一天韩日IB学生能上一堂历史共同课”,如今这已成为现实。历史不应是背诵过去事实的科目,而应是读解记忆与遗忘、记述与沉默之结构的训练。只有当能够提出“我们的教科书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那份沉默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其他国家如何讲授同一事件”这样的问题时,历史教育才不会只停留在过去,而成为映照现在与未来的镜子。
此次韩日IB历史共同授课呈现出政治口号或外交辞令绝无法营造的场景。这场安静教室里的对话,或许会在政治与外交语言难以触及之处,一点点改变韩日关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