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政府之下,美国的同盟关系正被重塑为经济贡献与安保回报相互挂钩运作的“交易型交换同盟”结构,而韩美同盟正处于这一变化的最前线。7月底达成、上月末就细节达成一致的韩美关税谈判,虽有评价认为韩国表现尚可,但韩国最终还是承担起总额高达2000亿美元的对美大规模投资义务。
双方约定投资款分10年分期执行,但投资对象的决定权在美国,韩国实际上只承担缴纳资金的角色。更何况韩国投向美国的资本能否收回收益并不明朗,损失风险由韩国承担,这也是该结构的特点。结果而言,本次谈判是一项被设计为让韩国单方面对美国作出巨额经济贡献的不公平协议。
然而,这种经济贡献最终换来了美国的安保回报,这一点看来相对明确。当然,不能断定韩国的大规模投资与支援直接从特朗普政府那里换来了核动力潜艇合作,但韩国的经济贡献为安保合作准备了政治土壤的可能性很大。在韩美“联合说明资料(联合事实清单)”中,美国重申了将运用包括核在内的所有范畴能力提供延伸威慎的承诺,这想必也是因为有韩国的经济贡献才得以实现。归根结底,我们如今生活在美国安保承诺“收费化”的时代。
在关税谈判达成之前的9月,韩国已先行决定将国防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并决定把增加的国防预算投入到250亿美元规模的美国产武器采购和对驻韩美军的支援上。近期,美国战争部政策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高度评价上述举措,甚至称韩国为“模范同盟”。
最终可以解读为,韩国的对美安保贡献与大规模美国产武器采购,使美国更高地评价韩国的战略价值,其结果是韩国在关税谈判中好歹取得了“部分守住”而非“完全屈服”的局面。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在今年7月第一轮关税谈判过程中曾研究要求韩国将国防费提升至GDP的3.8%水平,可以认为韩国对此作出了先行应对。
回顾美国同盟的历史,可以看到经济合作促进军事合作、军事合作又反过来强化经济合作的良性循环结构。然而进入特朗普第2期后,同盟的特征与此大为不同。因为同盟伙伴的经济贡献换取安保回报、安保合作又换取经济回报的“双向牵引机制”正作为交易性关系固化下来。
美国如今以“经济·安保套餐”来评估同盟的价值。根据同盟国的财政贡献、投资规模、武器采购来调整安保保障水平的倾向日益明显,具体而言,同盟国分担多少防卫费用、能否通过采购美国产尖端武器或投资联合项目作出经济贡献,正成为决定同盟的等级与地位的标准。
韩国与日本一同,正成为以经济与安保交换为基础的特朗普式交易型同盟格局的实验舞台。因此,韩国今后必须格外努力,使经济合作与安保回报相互形成良性循环结构。经济上的让步不应被视为短期成本,而应作为长期维持、强化美国安保承诺并最终巩固韩美同盟的投资来管理。
同时,还应通过技术联合开发与国防产业衔接,构建使同盟贡献能够连接到国内产业竞争力强化与供应链稳定的框架。通过将经济与安保的相互交换关系管理成良性循环结构,韩国在特朗普式同盟重组格局中也能守住实利,并确立战略自主性的基础。






